貝爾格萊德的冬天總是帶着多瑙河特有的冷，霧氣像一層灰白的紗幔籠罩着整座城市。軍事報局的地下檔案室里，米萬·帕夫維奇上校盯着桌上那份被咖啡漬染黃的報告，手指無意識地敲擊着橡木桌面。

報告上的容很簡單：近三個月來，塞爾維亞軍隊在邊境的布防調整，總會在48小時出現在奧匈帝國的報桌上。

這不是猜測，而是事實——他們埋在維也納的一名線人傳回的消息，附帶了一份奧匈帝國陸軍部的部備忘錄，上面清清楚楚地列出了塞爾維亞最新的炮兵陣地坐標，甚至連剛剛調整過的機槍哨位都分毫不差。

“有人在我們眼皮底下賣國。”帕夫維奇低聲說道，聲音在空曠的檔案室里顯得格外冷。帕夫維奇沒有驚任何人，甚至連國防部長都沒有彙報。他獨自整理了一份名單，上面是所有能接到邊境布防信息的軍和文職人員——37人。

這些人里，有參謀部的作戰參謀，有通訊的碼員，有負責傳遞命令的傳令兵，甚至還有兩名在國防部印刷廠工作的排字工人。

他決定從最不可能的人開始排查——拉迪斯拉夫·科斯奇校，參謀部作戰的一名中級軍，出軍人世家，父親曾在1876年對奧斯曼帝國的戰爭中戰死，是塞爾維亞軍隊里出了名的“鐵杆國者”。

帕夫維奇選擇科斯奇的原因很簡單：越是看起來不可能的人，越容易藏。

科斯奇的生活規律得近乎刻板——早晨六點起床，七點抵達參謀部，中午在軍食堂用餐，下午六點下班後直接回家，偶爾會去老城區的“金橡樹”酒館喝一杯，但從未超過晚上九點。

帕夫維奇親自跟蹤了他三天，沒發現任何異常。

直到第四天夜裡。

科斯奇沒有直接回家，而是繞道去了薩瓦河畔的一棟廢棄倉庫。帕夫維奇藏在河對岸的樹叢里，用遠鏡觀察着。倉庫的窗戶被木板釘死，但門裡出微弱的燈。

二十分鐘後，科斯奇出來了，手裡多了一個牛皮紙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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