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李宸翊還將《大唐文明會典》定為宗室輔政的“本準則”，規定三王所有舉措需以會典為綱，若有相悖，即便有雙印加持，亦視為無效。此舉既以典籍立權威，又從制度上斷絕了宗室擅權的可能。

宗室輔政之初，朝堂曾有流言，稱“帝王殘足，宗室將攬權干政”，然李宸翊的一系列作，徹底擊碎了流言，盡顯集權帝王的掌控力：

景安四年秋，漠北黠戛斯殘部勾結西域小部族作，安西王李承昭調西域邊軍圍剿，持藩屬節鉞請調兵符。李宸翊卻駁回其請，令天樞銳衛五百銳士馳援，同時下旨命李承昭只負責藩屬部族的安，軍事調度全由鎮國大將軍衛凜統籌。事後李承昭頓悟：“陛下此舉，是讓臣知，兵權乃國之重，非宗室可擅。”

江南漕運因暴雨延誤，糧米積於揚州，潤王李景湛擬“漕船夜航、分道轉運”之策，呈遞案後，李宸翊當即批複，且賜其“臨機決斷”的暫代權限，允許其在十日之調度漕船，無需層層上報。此舉既解了漕運之急，又讓宗室到帝王的信任，輔政愈發盡心。

有宗室旁支子弟仗着雍王李崇彥的份，在京畿強佔民田，李崇彥礙於面未及時置。李宸翊得知後，先令大理寺將強佔民田的子弟流放漠北，再召李崇彥宮，親手將其王印擲於地上：“你協理宗室事務，卻縱親欺民，何談輔政？今日暫收你王印，待你自省完畢，再論是否復職！”李崇彥惶恐叩首，自請去江南漕運署掛職歷練，三年後方才重獲王印。

三王經此數事，皆深知帝王雖殘足，卻心思縝、權卓絕，輔政之時愈發謹守本分，不敢有半分越界。

在李宸翊的收放之間，宗室輔政不僅未造權力旁落，反而了穩固朝局的重要支柱：

安西王李承昭憑藉對藩屬的知，促西域五部族與大唐續簽互市盟約，商路暢通，西域的琉璃、香料源源不斷輸長安；

潤王李景湛整飭漕運，將江南漕糧的年運輸量提升三，且督造的“防淤漕船”投使用，損耗再降一，江淮百姓念其功，自發為其立“德政碑”；

雍王李崇彥協理京畿民政，推行“鄉學普及”之策，三年京畿新增百所鄉學，寒門子弟學率翻倍，民生安穩，京畿治安煥然一新。

景安五年冬，朝會之上，戶部尚書奏報“國庫充盈、民生安樂”，藩屬使節列隊朝貢，文武百山呼盛世。李宸翊着階下躬輔政的三王，又看向案上的雙印與史奏報，玄鐵拐杖輕輕叩擊案，眸中滿是篤定。

他知道，宗室輔政是帝王的一步妙棋：借脈之親攏住宗室人心，以制度之鎖防住權力旁落，最終將宗室之力化為大唐盛世的基石，而所有權力的韁繩，始終攥在自己手中。殘足無礙其掌控乾坤，宗室輔政更顯其帝王韜略，景安盛世的朝局，在這收放自如的權之中，愈發穩固如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