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安元年冬月，長安崇文館秘閣外的臘梅初綻，閣卻已是燭火通明、墨香盈室。新帝李宸翊自登基以來，便有一樁心愿——集夏商周到隋代的華夏前代文明華，修一部貫通古今、包羅萬象的《華夏文明會典》，既彰大唐盛世的文化襟，亦為後世留存文明脈，就“千古第一大典”。

這一日，太極殿頒下一道煌煌聖旨，詔令以翰林院為總纂署，國子監、太史局、工部將作監、太醫院等九司聯，“征天下鴻儒、召百工巨匠、集四方典籍，凡華夏先代文明之華，無論天文曆法、水利工程、禮樂制度、工藝科技、文史藝，皆網羅典，務求考訂詳實、例嚴謹，萬世信史之宗”。

聖旨傳至天下，三日，長安便聚起數百名頂尖賢才：國子監的鴻儒稔經史，能辨商周金文、秦漢簡牘；太史局的天深研曆法，可考《夏小正》的星象、漢代《太初曆》的沿革；工部的水工曾參與大運河疏浚，通曉都江堰的“因勢利導”、鄭國渠的淤灌之；將作監的匠人能復刻商周青銅禮、復原東漢造紙之法；太醫院的醫可梳理《黃帝經》以降的醫藥傳承；連遠在江南的書法大家、蜀地的都江堰守吏，也皆奉詔京，共襄盛舉。

為求典籍文之真，李宸翊特下旨開放秘閣，又令各州府獻上古籍與文拓本：殷商的甲骨文甲、西周的利簋銘文拓片、秦代的度量衡銅權、漢代的《史記》竹簡、魏晉的《蘭亭序》摹本、隋代的大運河圖紙，乃至都江堰的水則石拓片、靈渠的陡門構件模型，皆源源不斷送崇文館，堆了一座座“文明小山”。

大典編纂署下設“六典”總綱，將所有文明果分門別類：

天典：匯夏代《夏小正》、商代星象卜辭、漢代太初曆、南北朝祖沖之的圓周率等天文曆法就，附太史局的實測驗證；

地典：錄大禹治水的疏導之法、春秋芍陂的蓄水範式、戰國都江堰的無壩智慧、秦代靈渠的陡門技、隋代大運河的貫通之策，兼收歷代治水的典章制度；

政典：溯堯舜禪讓的“天下為公”、西周的禮樂分封、秦代的郡縣制、漢代的察舉制、隋代的科舉制，專辟“禪讓篇”，將景安禪位大典與前代禪讓禮制對照，標註傳承與革新；

技典：收商代青銅冶鍊、漢代造紙與地儀、三國馬鈞的翻車、南北朝的灌鋼法，補大運河疏浚所用“火淬鑿石”“分級水閘”之，明其技源流；

藝典：集商代甲骨文的契刻之、西周鐘鼎文的莊重、晉代的行書風骨、南北朝的石窟造像，附歷代書畫的鑒藏與傳承；

人典：記先代聖賢的教化、民間的禮俗儀軌，貫通從商周宗法到隋唐民風的演變脈絡。

編纂之初，便遇諸多考證難題。譬如“政典·禪讓篇”，有鴻儒據《竹書紀年》質疑堯舜禪讓的真實，稱“舜囚堯、禹舜”，與儒家典籍所載相悖。李宸翊親至編纂署，取景安禪位大典的儀軌實錄，與《尚書·堯典》《史記·五帝本紀》對照，沉聲道：“禪讓之要義，在‘傳賢不傳子、順民心合天意’，而非形式。朕之禪位，承堯舜‘公心’、循漢魏禮制、革前朝苛弊，此為文明之傳承與革新，當於典中標註其理，存異說而明正道。”一席話說服眾儒，終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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