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權柄，前所未有地集中於丞相李斯之手。朝野外，明眼人都看得清楚，那位在甘泉宮中靜養的皇帝，更多是一個象徵，而真正維繫着大秦這部龐大機運轉的，是那位每日在丞相府中理着如山文牘、決斷着大小事務的老人。然而，令人敬畏甚至有些不解的是，手握如此權重的李斯，其言行舉止，卻毫不見驕橫之氣，反而愈發顯得沉靜、謹慎、如履薄冰。

他的不驕，現在日常的方方面面：

對待同僚與下屬：李斯在丞相府中，依舊保持着以往的作風。聽取下屬彙報時，他凝神靜聽，從不輕易打斷。即使對方的意見與他相左，只要言之理，他也會認真考慮，甚至修改自己原有的方案。他提拔員，主要看重其能力和政績，而非是否依附於自己。對於那些因政務失誤而到彈劾的員，他依法置，但也會給予申辯的機會，不會因個人好惡而加重懲罰。他從不結黨營私，丞相府的門生故吏雖有，但並未形一個盤錯節的“李黨”。這種公事公辦、相對公正的態度，使得他在朝臣中依然保持着較高的威，而非僅僅依靠權勢人。

對待皇室與廷：李斯對皇帝扶蘇的恭敬，並未因對方的病弱和依賴而有毫減退。每次宮奏事，無論扶蘇神好壞，他都嚴格遵守臣子禮儀，跪拜、問候一不苟。奏對時，語氣恭謹，用詞謙卑，永遠將決策的功勞歸於“陛下聖明”或“遵從陛下平日教誨”，而將可能的過失攬於自“思慮不周”。對於太子，他恪守臣節，盡心教導，但絕不過分親近，避免給人留下干預儲君、圖謀長遠的印象。對於後宮宦，他保持距離，既不刻意拉攏，也不無故得罪，只維持必要的公務往來。

個人生活與作風：李斯的丞相府，並未因他的權重而變得更加奢華。他依舊保持着相對簡樸的生活習慣，飲食不求細，着但求整潔莊重。他不大肆營建府邸，不蓄養龐大的歌舞伎樂，也不允許家人子弟借他的權勢橫行霸道。他將絕大部分的力，都投到了無盡的政務之中。每日案頭的燈火，總是燃至深夜。這種勤勉和自律，使得即便是最苛刻的史，也難以在私德上找到攻擊他的把柄。

面對讚譽與功績：當新政顯現效，如關中糧倉充盈、邊關安寧、西域商路漸通時，朝中不乏頌揚丞相之功的聲音。然而，每當聽到此類話語，李斯總是神嚴肅地打斷：“此皆陛下仁德召，上天庇佑，加之百用命，將士效死，萬民勤勉所致，斯何功之有？不過恪盡職守，略盡綿力罷了。”他將所有功勞都歸於皇帝、上天和集，自己則於幕後。這種態度，固然有自保的考量，但也確實反映了他心深對“月滿則虧，水滿則溢”道理的深刻認知，以及對自歷史地位的審慎。

李斯的權重卻不驕，源於他複雜的人生閱歷和深刻的歷史察。他親經歷過呂不韋的權傾朝野與最終覆滅，目睹過韓非的才華橫溢與悲慘結局，更深知始皇晚年對權臣的猜忌之心。他明白，在君主專制之下，臣子的權力無論多大，其源都來自於皇帝的信任。一旦表現出驕矜之態，甚至流出對權力的迷和擴張慾，那麼無論之前有多功勞，都可能瞬間引來殺之禍。更何況，當今皇帝雖仁弱，但並非昏聵，朝中亦有蒙恬等忠誠於皇室的力量存在。

因此，他選擇了一種極其克制和低調的姿態來行使這巨大的權力。他將自己定位為一個兢兢業業的“管家”，而非野心的“主人”。他用謙恭掩飾權勢，用勤勉化解猜忌，用法治和程序來規範權力的運行。他追求的，並非一時的煊赫，而是政策的落實、帝國的穩定以及自和家族的平安。這份在極致權力面前保持的清醒與不驕，正是李斯能夠在波譎雲詭的秦廷中長期屹立不倒，並得以在扶蘇病重期間平穩駕馭帝國航船的關鍵所在。然而，他也深知，這種平衡極其脆弱，任何風吹草，都可能打破這心維持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