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總攬朝政、權傾朝野的同時，李斯為自己設定了一條不可逾越的鐵律——事事必須稟報皇帝，並且嚴格遵循皇帝所表達的意向，哪怕這意向極其微弱，甚至只是病榻上的一句囈語。這並非虛偽的表演，而是他深諳權力之道後，採取的至關重要的自保與維穩策略。

每日，送往甘泉宮的不僅僅是那些附有李斯擬票的奏章，還有一份由丞相府專人撰寫的《日行政務摘要》。這份摘要並非流水賬，而是鍊地概括了當日丞相府理的主要事項、做出的重要決定、以及收到的關鍵信息。例如：“巳時，議定隴西軍屯糧草補給方案，計粟米五千石，依去歲例。”“午時，接南海郡飛鴿傳書，言新遷移民已妥善安置，闢田千畝。”“未時，與治粟史議明年漕運預算，核減不必要的工程三項。”等等。這份摘要，確保扶蘇即便無力細覽每一份奏章，也能對帝國日常運轉的大致況有所了解，維持其作為最高統治者的“知權”。

對於需要皇帝明確授權的事務，李斯更是恪守程序。即便是那些他心已有決斷，並且確信自己的決定是最優選擇的事，他也絕不會先行實施。他一定會形正式的奏章，詳細闡述事原委、利弊分析以及自己的理建議，派人送至甘泉宮，等待皇帝的批示。

這個過程有時會顯得效率低下。例如，某邊郡發生小規模蠻族擾，郡守請求調兵清剿。李斯從軍事角度看，認為應當立即派兵彈，以防事態擴大。但他仍然會撰寫奏章，陳述利害，並提出調兵建議，快馬送往咸。他甚至會預先做好調兵的準備，但軍隊絕不會在他得到皇帝明確的“可”或“依丞相所議”的批示前出。有時，因為扶蘇病不適，批複延遲一兩天，可能會錯過最佳時機，但李斯寧願承擔軍事上可能的小損失，也絕不越雷池一步。

更極端的況下，當扶蘇偶爾神稍好，對某些政務提出與李斯不同的看法時，即使李斯心認為皇帝的想法過於理想化或不切實際，他也會毫不猶豫地遵照皇帝的意見去執行。

一次，關於如何置一批因飢荒而搶劫倉的災民，廷尉府依照秦律，擬定為首者斬，脅從者黥面流放。李斯審閱後，認為依法置並無不妥，可以起到震懾作用。但在稟報扶蘇時，扶蘇卻流出不忍之，虛弱地說：“其可憫…皆因饉所迫…可否…酌減免？”

若是依照李斯以往輔佐始皇時的風格，定會堅持依法嚴懲，以儆效尤。但此刻，他幾乎沒有任何猶豫，立即躬道：“陛下仁德，澤被蒼生。臣即刻令廷尉府重新議罪，酌寬宥。”

最終，這批災民的首犯由斬刑改為黥面戍邊，脅從者則罰作苦役一段時間後釋放。李斯放棄了自己認為更符合“法理”的方案，遵循了扶蘇基於“仁政”理念的意向。他知道，這樣做或許會削弱法律的威懾力，但在當前形勢下，維護皇帝的權威和現新政的“仁德”形象，比嚴格執法更為重要。

這種事事稟報遵帝意的做法，看似繁瑣甚至有些迂腐，卻產生了多重效果：

其一，它最大限度地尊重和維護了扶蘇作為皇帝的尊嚴和權威，避免了“權臣欺主”的輿論出現，使得李斯的攝政有了合法的外。

其二，它有效地安了那些忠於皇室、對丞相權力過大心存疑慮的臣子（如蒙恬等軍方勢力），向他們表明，李斯並無不臣之心，一切行皆在皇帝認可之下。

其三，它將李斯自己置於一個相對安全的位置。所有決策，最終都是以皇帝的名義發出，李斯只是執行者。一旦政策出現問題，追究起來，首要責任在於皇帝（或病重的皇帝無法追責），而李斯則有了迴旋的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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