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姝“聰慧冠咸”的名聲，絕非虛傳。在“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思想管控背景下，秦帝國的學氛圍總是凝滯而單一的。而李姝卻能突破這種環境的束縛，對諸子百家之學不僅廣泛涉獵，更達到令人驚嘆的“皆通曉”之境，這使為了咸城中的一個異彩，也折出其父李斯在教育上的開明態度與自學識的淵博。

在法家領域，李姝可謂家學淵源，自耳濡目染。對《商君書》、《韓非子》等典籍的要，不僅止於記誦，更能悉其強化集權、富國強兵的在邏輯。尤為難得的是，能結合其兄李由推的“昭德新政”的實踐，深探討秦法如何在“去苛暴”與“存其核”之間取得平衡。曾有過一個妙的比喻：“法者，國之權衡也。然權衡之，日久不免失准，需時常校驗。今日修律，正為此番校驗，使其不違時勢、不傷民心。” 這顯示出已將法家思想從工層面的運用，提升至哲學層面的思辨。

對於儒家學說，李姝並未因秦廷的排儒傾向而輕視。研《詩》、《書》，深刻理解其中蘊含的仁政、德治與民本思想。敏銳地察覺到儒法二者並非截然對立，曾提出獨到見解：“法以惡止，儒以勸善導民。若能使法立其威，令行止；儒潤其澤，化民俗，則威德相濟，或為長治久安之基。” 這種試圖調和儒法，尋求制度剛與管理相結合的思想，在當時的環境里，無疑極前瞻與戰略眼。

對道家的“無為而治”、“順應自然”亦有深切會，並能聯繫時政進行闡發。認為，在“昭德新政”強調“與民休息”的背景下，府在特定領域（如民間經濟、基層事務）適度“無為”，減不必要的干預，恰恰能順應社會自然恢復的規律，激發民間的創造力。但亦保持清醒，指出道家學說適用於承平休養時期，而面對外部威脅或部時，仍需法家之積極“有為”來集中力量、應對危機。

更顯其學識廣度與平等心的是，對於當時被視為“賤學”的農家、醫家等實用之學，也抱有濃厚的興趣與尊重。深知農事為國之命脈，曾與致力於改進農的二哥李煥長時間探討耕作技、田制管理，並能從宏觀政策角度提出鼓勵農耕、提升效率的建議。亦廣泛翻閱醫書，關注百姓疾苦，並從中提煉出“上醫醫國，其次疾人，治國與治，其理相通”的深刻認知，將養生、治病的道理與國家治理的智慧相互印證。

李姝的這種“百家通曉”，絕非浮掠影的泛泛之知，而是建立在深刻理解基礎上的融會貫通。能夠超越各學派表面的分歧，直指其核心關懷與適用邊界，從而形自己獨立而圓融的判斷系。就如同一位技藝超群的琴師，諸子百家之學如同風格迥異的琴弦，不僅能練弄每一，更能據時勢的需要，將它們巧妙組合，彈奏出和諧而有力的樂章。這份卓越的才識，不僅讓在閨閣中卓爾不群，即使置於咸薈萃的士人之中，其視野之開闊、思辨之深邃，也足以令眾多皓首窮經於一家之言的男子倍欽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