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扶蘇的首次正式論政，讓李斯看到了對其進行塑造的可能。他深知，在始皇健在且大權獨攬的況下，任何公開支持或明顯偏向扶蘇的舉都是危險且不明智的。因此，他採取了一種更為蔽和漸進的方式，開始對扶蘇進行**暗中引導**。

他的引導並非直接灌輸反對現行政策的觀念，而是側重於**開闊其視野、培養其務實能力、並潛移默化地植“仁政”需與“智”相結合的理念**。

**其一，借典籍授治國之實。** 李斯利用扶蘇好學的特點，時常以探討典籍為名，邀其至丞相府或在某些非正式場合流。他不再局限於儒家經典，更有選擇地引導扶蘇閱讀《管子》、《商君書》、《韓非子》等法家、兵家着作，並結合當前帝國的實際政務進行解讀。例如，在講解《韓非子·五蠹》時，他會分析為何要抑制那些不事生產、空談誤國的“學者”和“俠客”，但同時也會探討，在抑制的同時，如何通過學和教育，將有用的知識納帝國系，引導士人為國所用，這其實就含了“教化”的仁政思想。

**其二，以實例示權衡之道。** 李斯會有選擇地將一些來自地方郡縣、理得較為得當的政務案例，去關鍵信息後，拿來與扶蘇討論。比如，某郡遭遇水災，郡守在嚴格執行賑災律令的同時，如何靈活組織災民以工代賑，修復水利，既安了民心，又促進了生產；或者某地發生民間糾紛，縣令如何依據秦法，但又充分考慮當地風俗人，做出讓雙方都較為信服的判決。通過這些實例，李斯讓扶蘇明白，治理國家並非只有“嚴刑”與“仁德”兩個極端，在法的框架，存在着大量需要智慧去權衡和變通的空間，而優秀的治理者，正是善於運用這種智慧的人。

**其三，薦賢才以固其基。** 李斯深知，扶蘇未來若想有所作為，邊必須聚集一批既有才能又認同其理念的得力干臣。他開始有意無意地向扶蘇推薦一些他觀察到的、品學兼優且較為正直的年輕吏或學者，如通律法而又不失寬厚的郎，或者悉民、善於理實際事務的基層員。他鼓勵扶蘇多與這些人接流，了解下，建立自己的人脈網絡。他甚至晦地提醒扶蘇，應與蒙恬、蒙毅等掌握軍權且為人正直的重臣保持良好的關係。

**其四，暗示未來可變之機。** 在與扶蘇討論“法隨時轉”的理念時，李斯會意味深長地強調：“法令者，先王所制，用以應一時之需也。然時移世易，後世明君，察時弊，察民，自可對舊制有所損益，此非違背祖制，實乃繼承與發展，使法令更合於時，更便於民。” 這話語中，已然為扶蘇未來可能推行的政策調整，埋下了理論和道義上的伏筆。

這些引導，如同春雨潤，細而無聲。扶蘇在與李斯的流中，覺自己的思路愈發開闊，對帝國政務的理解也愈發深刻。他依然保持着對父皇的敬畏與忠誠，但其心對於如何為一個“明君”的構想，卻在李斯的影響下，逐漸變得更加清晰和務實。他開始認識到，“仁政”並非簡單的減免刑罰和賦稅，而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在維護帝國統一與法度尊嚴的前提下，通過智慧的治理和漸進式的改良來實現。

李斯看着扶蘇的長，心中既有欣，也有一憂。他是在下一盤危險的棋，引導儲君走向與當前皇帝不同的道路。一旦被多疑的始皇察覺，或者被趙高等人抓住把柄，後果不堪設想。但他權衡利弊，認為一個自己影響、懂得權衡與仁政的扶蘇繼位，遠比一個完全被趙高控、或者延續始皇極端政策的繼承人，更符合帝國的長遠利益，也更符合他李斯自的政治理想與安全。這場秘的引導，在帝國平靜的表象下，悄然進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