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秋，總帶着一種熨帖的暖意。太和殿前的銅鶴，在下泛着溫潤的澤，與都連綿的雨相比，彷彿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司馬昭站在廊下，手裡把玩着一枚剛從蜀地傳來的竹牌。牌上刻着“綿竹”二字，是鄧艾軍前鋒昨日送來的信——他們已越過平小道，兵鋒直指江油。

“父親，鍾會在劍閣與姜維相持月余，糧草漸乏，昨日又上書求增調三萬石軍糧。”司馬炎快步走來，上還帶着朝會的氣息，“朝中諸臣多有非議，說鍾會擁兵自重，恐生異心。”

司馬昭將竹牌拋給兒子，指尖在廊柱上輕輕叩擊：“鍾會的心思，我比誰都清楚。他想借滅蜀之功，過鄧艾，在朝堂上站穩腳跟。可他忘了，若滅不了蜀，一切都是空談。”

他向遠的水，河面波粼粼，像一條鋪展開的金帶。“當年太祖武帝（曹）平定北方，用的不是一味強攻，而是‘修耕植，畜軍資’。如今我們對付蜀漢，亦是如此。”

司馬炎低頭看着竹牌，忽然明白：曹魏對蜀漢的制，從來不是單一的軍事行。從曹丕開始推行的九品中正制，吸引蜀地士族歸附；曹叡時期在關中、隴右大規模屯田，積蓄的糧草足以支撐數年戰事；甚至連對吳的暫時安，也是為了集中力量對付蜀漢。這是一套環環相扣的“謀”——用國力碾，用制度吸引，用時間耗損。

“父親還記得嗎？景元三年，我們派去蜀地的細作傳回消息，說劉禪在都大造宮殿，採擇民，黃皓專權，連大將軍姜維都被排得自請出屯沓中。”司馬炎的語氣帶着一不屑，“那時您就說，蜀漢的氣數，快盡了。”

司馬昭笑了笑，眼中閃過一銳利：“一個王朝的滅亡，往往是從部爛起的。蜀漢的耗，比我們的十萬大軍更管用。”

他轉走進殿，案上堆着近年蜀地的報。最上面一份，是關於蜀漢朝堂的派系之爭：

以姜維為代表的“北伐派”，多是外來將領與寒門子弟，堅信“漢賊不兩立”，主張以攻代守；

以譙周為代表的“本土派”，多是益州士族，主張休養生息，甚至暗中與曹魏聯絡；

以黃皓為代表的“宦派”，只知斂財固寵，不斷打異己，連諸葛亮之子諸葛瞻都曾被其構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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