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耀六年的正月，都的太學里舉行了一場特殊的辯論。博士們圍繞“當今天下，漢室是否可興”展開爭論，多數人卻避而不談北伐的艱難，反而熱議“若魏蜀合一，益州士族當如何自”。有個年輕的博士忍不住拍案：“先主創業艱難，丞相鞠躬盡瘁，爾等竟思苟合？”話音未落，便被眾人斥為“迂腐”。

這場辯論像一面鏡子，照出了蜀漢末年士風的沉淪。曾經，“興復漢室”是支撐蜀地士人捨生忘死的神旗幟——關羽“威震華夏”時，多人為之熱沸騰；諸葛亮“六齣祁山”時，多人願效犬馬之勞。可到了後主年間，這面旗幟漸漸褪，取而代之的是“明哲保”的算計、“依附強者”的現實，連最該堅守氣節的士人階層，都瀰漫著一頹敗之氣。

一、理想的消解：從“漢賊不兩立”到“天命已歸魏”

建安二十五年，曹丕篡漢稱帝的消息傳到都，劉備在武擔山登基時，群臣痛哭流涕，誓要“討賊復國”。那時的蜀漢士人，普遍相信“漢室雖衰，天命未改”，連益州本地大儒秦宓都上表稱“曹丕篡逆，天人共憤，我主應承繼大統，以安四海”。這種對“漢室正統”的認同，是蜀漢立國的神基。

諸葛亮將這種認同推向了極致。他在《出師表》中寫道“興復漢室，還於舊都”，不僅是政治口號，更是深士人骨髓的信念。建興年間，丞相府的掾屬多是“自比管樂”的理想主義者——馬謖雖失街亭，卻至死不忘“克複中原”；張嶷駐守南中十五年，臨終書仍勸姜維“莫忘北伐”。那時的朝堂，即便有分歧，也多是“如何興漢”的策略之爭，而非“是否興漢”的道路之辯。

理想的消解，始於一次次北伐失利的打擊。建興十二年諸葛亮病逝五丈原，蜀軍撤回時，沿途百姓“焚香哭送”，許多士人自發披麻戴孝；可到了延熙十九年姜維大敗於段谷，死者數萬，都街頭竟有人編出“維亡蜀”的謠。當“興復漢室”的希一次次破滅，士人的信念便在現實面前逐漸崩塌。

更致命的是“天命論”的蔓延。景耀元年，有個譙周的大儒撰寫《仇國論》，文中借“因余之國”（暗指蜀漢）與“肇建之國”（暗指曹魏）的寓言，說“小國若不知量力，屢犯大國，必遭覆滅”，實則否定北伐的合理。此文在士人中廣為流傳，連尚書令樊建都私下讚歎“譙公之言，深合時務”。

士人們開始公開討論“天命歸魏”。祿大夫譙周在朝堂上直言“曹丕篡漢雖逆，然魏承漢土，民漸歸心，此天命也”；博士李譔甚至引用讖緯之說“代漢者，當塗高也”，稱“當塗高者，魏也，此乃天意”。這些言論若放在建興年間，定會被斥為“妖言眾”，可在景耀年間，卻了“察時務”的明見。

理想消解的直接後果，是士人對朝廷的疏離。姜維北伐時，請求太學推薦有勇有謀的生員從軍，應者寥寥；而當曹魏使者秘蜀招攬人才時，竟有不士人暗中遞名帖。正如郤正在《士風論》中痛斥的：“昔日聞北伐則喜，今日聞北伐則懼；昔日言漢室則敬，今日言漢室則笑，世道何至於此！”

二、氣節的淪喪：從“寧死不降”到“風歸命”

建安二十四年，關羽敗走麥城，孫權遣使勸降，關羽怒斥“碧眼小兒，安敢勸我降”，最終被殺；章武二年，劉備在夷陵戰敗，牙門將傅肜斷後，吳軍勸降，傅肜罵道“吳狗！何降之有”，力戰而亡。那時的蜀漢士人，多以“氣節”為重，即便陷絕境，也不願屈膝。

這種氣節在諸葛亮治下得到強化。他制定的《蜀科》明確規定“忠臣烈士，賞及子孫；降敵叛逃，族誅無赦”，並親自為戰死的將領撰寫碑文，將其牌位送太廟。建興九年，武都太守陳式被俘，寧死不降，諸葛亮追封其為“忠侯”，其子陳壽（即《三國志》作者）雖年，仍被任命為太子洗馬。這種“重氣節、輕生死”的導向，讓士人群多有風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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