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令人齒冷的是都城的士人反應。鄧艾兵臨城下時，劉禪召集百議事，譙周力主投降，說“若降魏，陛下可封王爵，臣等亦可不失郡守之位”；其他大臣竟紛紛附和，連諸葛亮的孫子諸葛京都沉默不語。只有北地王劉諶哭着說“若降，何面目見九泉之下的先帝”，卻無人響應，最終劉諶殺妻滅子，自刎於昭烈廟，了蜀漢末年有的烈節之士。

三、擔當的缺失：從“以天下為己任”到“各掃門前雪”

建安十九年，劉備蜀時，益州士人多有“匡扶天下”之志。廣漢學者秦宓雖不仕劉璋，卻主拜見劉備，獻上《蜀地輿圖》，說“明公若能興復漢室，宓願為前驅”；蜀郡太守許靖，雖曾想投降曹，被劉備斥責後，仍儘力輔佐，主持制定了蜀漢的禮儀制度。那時的士人，即便有私念，也多能以“天下天下”為先。

諸葛亮更是以“擔當”為士人之表率。他“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明知北伐艱難，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曾因錯用馬謖自貶三級，又因李嚴謊報軍將其罷黜，這種“嚴於律己、勇於擔責”的作風，深深影響了士人群。建興年間，員們“聞過則喜”“知難而進”，連小吏都敢上書直言朝政得失。

擔當的缺失，源於“多做多錯”的避禍心態。延熙年間，費禕被刺後，朝中無人敢主政，劉禪竟讓宦黃皓參與決策。黃皓心狹隘，對直言進諫者多有打——侍中董允因多次彈劾黃皓，被排出京；尚書郎羅憲因反對黃皓提拔親信，被貶為東太守。這種“言則有罪，默則無過”的氛圍，讓士人漸漸學會了“沉默是金”。

景耀年間，士人們更是將“各掃門前雪”奉為圭臬。朝堂上，沒人敢提“削減後宮用度以充軍餉”，怕怒劉禪；沒人敢彈劾黃皓“賣鬻爵”，怕遭報復；甚至沒人敢提醒姜維“漢中防線空虛”，怕被指責“干預軍務”。正如老將廖化嘆的：“昔日丞相在時，朝堂之上爭得面紅耳赤，卻句句為國；如今人人閉口不言，看似和睦，實則各懷私心，國將不國矣！”

這種缺失在戰時暴無。鍾會大軍攻平關時，守將傅僉戰死，而負責糧草運輸的督運苟安卻因“怕擔延誤軍糧之罪”，竟謊稱“姜維謀反”，導致劉禪急召姜維回師，錯失了救援平關的時機；鄧艾兵臨都時，城尚有兵數萬，糧草可支三月，可員們卻紛紛勸降，說“若抵抗，城破後玉石俱焚，不如降魏以求保全”。

有個細節令人唏噓：劉禪投降後，鄧艾在都舉行降儀式，蜀漢的文武將竟“皆喜形於”，唯有幾個老臣垂頭喪氣。鄧艾的謀士觀察後對他說：“蜀之士人，久無忠義之心，多趨利避害之徒，如此之國，安得不滅？”

四、士風與國運：神支柱的崩塌

都城破三個月後，太學的博士們開始為曹魏編撰《蜀地風誌》。有人在書中寫道：“蜀自先主起，賴士人之力而興，至後主時，士人安，國遂亡。”這句話道破了一個被忽略的真相：一個國家的滅亡，往往先從神支柱的崩塌開始，而士風的沉淪，正是神支柱腐朽的最直接現。

從“興復漢室”的理想，到“天命歸魏”的妥協；從“寧死不降”的氣節，到“風歸命”的苟且；從“以天下為己任”的擔當，到“各掃門前雪”的自私，蜀漢士風的每一步沉淪，都在走這個國家的神筋骨。當最該堅守信念、最該而出的群都選擇了妥協與逃避，即便沒有鄧艾、鍾會的大軍，蜀漢的崩塌也只是時間問題。

諸葛亮曾在《誡子書》中說“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他或許希士人們能在世中保持清醒與堅守，可他終究沒能阻止理想在現實面前的褪。畢竟，在連年征戰的疲憊、派系傾軋的耗、帝王昏庸的失中，堅守太難，妥協太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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