犍為郡（今四川樂山）出土的一塊石碑，記載了當地的徭役狀況：“景耀三年，徵發民夫五千修陳倉道，死者什三；次年，徵發三千人運糧至沓中，途中遇雪，凍死者過半。”而在都城外，為了修建新的宮室（後主劉禪為寵妃胡氏所建），府徵調了上萬民夫，“晝夜施工，民不得息”，導致農田無人耕種，次年出現飢荒。

有學者統計，蜀漢晚期的百姓，每年實際服役時間超過半年，繳納的賦稅占年收的七以上。《三國志·薛綜傳》中，薛綜曾評價蜀地：“民有菜，野有殍，雖有天府之名，實無膏之實。”這樣的評價，雖出自吳人，卻道出了蜀漢民力枯竭的真相。

三、士心離散，上下相疑

民力的枯竭，必然導致士心的離散。當百姓在賦役中掙扎時，蜀漢的僚集團卻呈現出“上下相疑”的分裂狀態，加速了政權的崩塌。

後主劉禪並非完全昏庸，卻缺乏制衡權臣的能力。諸葛亮去世後，蔣琬、費禕尚能維持局面，但費禕被刺亡後，姜維與黃皓的矛盾逐漸激化。姜維主張繼續北伐，黃皓則結黨營私，把持朝政，兩人互相傾軋，導致政令混。

朝中大臣多有怨言。譙周曾作《仇國論》，借“因余之國”（暗指蜀漢）與“肇建之國”（暗指曹魏）的對話，批判北伐政策：“大國無患者，恆多慢；小國有憂者，恆思善。夫慢者召禍，思善者求福，此自然之理也。”他認為，蜀漢應以“息民”為要，而非連年征戰。但這樣的諫言，卻被劉禪斥為“妄議朝政”。

地方吏也對朝廷失去信心。東太守羅憲，曾多次上書請求減輕賦稅，卻石沉大海。當魏軍伐蜀時，羅憲雖堅守永安，卻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蜀地疲弊，民怨已深，縱有忠勇之士，亦難回天。”連曾隨諸葛亮北伐的老將廖化，也嘆：“兵不戢，必自焚，吾輩豈能坐視家國傾覆？”

士心的離散，在鄧艾兵臨城下時達到頂點。當劉禪召集大臣商議對策時，有人主張南遷，有人主張投奔東吳，只有數人提出抵抗。譙周力主投降，他說：“若降魏，魏必裂土封陛下，百姓亦能免於戰火；若南遷或投吳，徒增戰，民將更苦。”這番話，看似為劉禪着想，實則反映了士大夫階層對蜀漢政權的絕——他們早已不願為這個耗盡民力的政權陪葬。

四、天府之殤，教訓之深

都城破那天，錦城的織機徹底停了。織工們走出作坊，看着魏軍士兵穿過城門，沒有反抗，也沒有哭泣，只是默默地低下頭——他們早已沒有力氣去憤怒或悲傷。

蜀國的滅亡，從來不是某個人的過錯，而是一個惡循環的必然結果：為了維持北伐，不得不過度徵發民力；民力枯竭，導致財政危機和士心離散；為了挽回頹勢，又不得不加大征伐力度，最終讓“天府之國”淪為“疲敝之地”。

正如《三國志·後主傳》評語所言：“後主任賢相則為循理之君，閹豎則為昬闇之後，傳曰‘素無常，唯所染之’，信矣哉！”但更深層的原因，在於蜀漢未能跳出“以攻為守”的路徑依賴，最終被自己賴以生存的民力所反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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