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城的偏殿里，司馬昭手中把玩着一枚蜀錦香囊。香囊上綉着的“五星出東方”紋樣，曾是蜀漢君臣引以為傲的吉兆，如今卻了戰利品，在中原的燭火下泛着落寞的。他着階下垂首而立的劉禪，忽然想起三個月前從都傳來的消息：蜀漢朝堂上，當鄧艾的軍隊兵臨城下時，滿朝文武竟無一人提出像樣的抵抗之策，唯有譙周的“降策”被奉為圭臬。

“後主昏庸固然可嘆，”司馬昭對邊的賈充低語，“但蜀漢無人可用，才是真正的死症。”

這番話，道破了蜀國滅亡的另一重本原因——士風頹靡，棟樑摧折。自諸葛亮去世後，蜀漢的僚系逐漸失去了“獎掖賢能、砥礪名節”的銳氣，取而代之的是派系傾軋、苟且安的風氣。當朝堂上再無“鞠躬盡瘁”的骨鯁之臣，當地方上再無“死戰守土”的忠義之士，這個政權的崩塌，便只剩下時間問題。

一、相權更迭中的士風裂變

諸葛亮治蜀時，雖以“嚴刑峻法”着稱，卻始終秉持“親賢臣，遠小人”的原則。他所任用的蔣琬、費禕、董允等人，雖無他那般經天緯地之才，卻都以“公忠國”聞名：蔣琬在楊儀與魏延的紛爭中秉持公允，費禕以“和稀泥”的智慧維持朝局穩定，董允則敢於直面後主的奢靡，頂回為後宮增選嬪妃的詔令。史載董允任侍中時，後主想納宦黃皓為近侍，董允直言“皓佞，不可近”，竟讓黃皓在其任“位不過黃門丞”。

但這種“清流主導”的局面，在費禕遇刺後戛然而止。姜維以軍功上位，卻因常年領兵在外，對朝堂事務疏於掌控；而陳祗、黃皓等人趁機填補權力真空，逐漸形“宦與外戚勾結，排正直大臣”的格局。陳祗任侍中時，刻意縱容黃皓干預朝政，甚至為了迎合後主，否決了姜維“暫緩北伐、休養生息”的奏議。史載當時的朝堂“議論洶洶，而直言者”，連曾隨諸葛亮北伐的老將張嶷，都因彈劾黃皓被外放為寇將軍，鬱鬱而終。

士風的裂變，在吏選拔中現得尤為明顯。諸葛亮時期，選拔吏注重“實才”與“德行”，哪怕是出微末的王平（本是曹魏降將，目不識丁），也因“忠勇善戰”被提拔為鎮北大將軍；而到了陳祗、黃皓掌權時，選標準變了“是否依附己黨”。蜀郡人何祗，本是個只會拍馬溜須的小吏，卻因向黃皓行賄十萬錢，竟被破格提拔為犍為太守，上任後“橫徵暴斂，民怨沸騰”。反觀當時的賢才，如西郡人譙周，雖“研六經，尤善書札”，卻因不願依附黃皓，遲遲未能進中樞；南中督護霍弋，屢立戰功卻被猜忌，最終被調往偏遠的永昌郡，形同流放。

這種“賢愚倒置”的選拔機制，讓蜀漢的僚隊伍迅速腐化。《三國志·蜀書》中，晚期員的傳記里，“貪墨”“諂”“畏懦”等字眼頻頻出現，而“忠”“勇”“廉”等評價卻寥寥無幾。當一個政權的朝堂上，投機者得勢、正直者抑，其士風之頹，已深骨髓。

二、北伐困境中的士氣消磨

姜維的十一次北伐，不僅耗盡了蜀漢的民力，更消磨了士大夫階層的鬥志。諸葛亮的北伐，雖也勞民傷財，卻能以“興復漢室”的大義凝聚人心，且每次出兵前都“糧草備足、謀划周”，即便失利，也能讓將士們看到“鞠躬盡瘁”的信念；而姜維的北伐，卻常因“糧草不濟、調度混”而倉促行事，且多以慘敗告終——延熙十九年（公元256年），姜維在段谷被鄧艾大敗，“士卒星散，死者甚眾”，消息傳回都，“百姓怨聲載道，士大夫多有非議”。

更致命的是，姜維的北伐缺乏“共識基礎”。蔣琬、費禕時期，雖未完全放棄北伐，卻主張“以守為攻”，曾在漢中推行“錯守諸圍”的防策略，讓百姓得以休養生息，士大夫也多支持；而姜維掌權後，執意改變防策略，撤去漢中的部分據點，集中兵力主出擊，這種“孤注一擲”的打法，遭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反對。老將廖化曾直言：“兵不戢，必自焚，伯約（姜維字）之勇，終致禍。”連譙周都專門作《仇國論》，暗諷姜維“不知恤民力，徒逞匹夫之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