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的錦城，曾是蜀地最耀眼的明珠。蜀錦以“其價如金”聞名天下，織工們十指翻飛間，一匹匹流溢彩的錦緞從織機上流淌而出，經由棧道輸往關中、江南，為蜀漢換來了源源不斷的糧草與軍械。然而，景耀六年（公元263年）的深秋，這座曾日夜喧囂的織城卻只剩下稀疏的機杼聲，織工們的臉上再無往日的靈，只剩下掩不住的疲憊——他們的線里，彷彿都纏滿了蜀地百姓的嘆息。

此時的蜀漢，已如一株被蛀空的古木。表面上，都依舊車水馬龍，宮城的朱門依舊威嚴，姜維在沓中屯田的消息偶爾傳來，似在昭示着北伐的餘威；但骨子裡，支撐這個政權的民力早已耗盡，就像錦城織機上即將用盡的線，只剩下最後幾縷勉強維繫。蜀國滅亡的本，從不是鍾會、鄧艾的奇兵突襲，也不是後主劉禪的一句“樂不思蜀”，而是多年來被支到極限的民力，讓這片“天府之國”最終了垮自己的重擔。

一、兵甲之繁，疲於奔命

蜀漢的人口，始終是懸在頭頂的利劍。據《三國志·後主傳》注引《蜀記》，炎興元年（公元263年）蜀漢滅亡時，總戶數二十八萬，總人口九十四萬，而帶甲將士卻有十萬二千，吏四萬人。這意味着，每九個人就要供養一名士兵，每二十四人就要供養一名吏。這樣的比例，即使在戰火紛飛的三國時代，也堪稱驚人——同期的曹魏，總戶數六十六萬，總人口四百四十三萬，兵力約四十萬，平均十一人供養一名士兵；孫吳總戶數五十二萬，總人口二百三十萬，兵力二十三萬，平均十人供養一名士兵。

蜀漢的兵力為何如此畸形？源在於諸葛亮定下的“以攻為守”國策。自建興六年（公元228年）起，諸葛亮五次北伐，姜維掌權後又發十一次北伐，三十餘年間，蜀漢幾乎年年有戰事，歲歲需徵兵。為了維持足夠的兵力，蜀漢的徵兵年齡不斷放寬：男子十六歲便要服兵役，六十歲才能退役，甚至出現“士民疲睏，倉廩空虛”的記載（《三國志·譙周傳》）。

在沓中屯田的姜維，看似在為軍隊籌糧，實則仍在支民力。為了支持他的北伐，蜀漢朝廷在景耀年間多次“增兵增賦”，連南中地區的數民族也未能倖免。建寧郡（今雲南曲靖）的彝族部落，原本只需每年繳納量貢賦，卻被強征數千壯丁編“無當飛軍”，導致部落人口銳減，田地荒蕪。當地耆老曾哭訴：“昔日丞相（諸葛亮）南征，許我等‘世世相安’，如今卻歲歲徵兵，兒郎盡死，婦孺耕於野，老者死於道，這日子沒法過了！”

更可怕的是，士兵的家屬也要承擔沉重的徭役。都附近的郫縣，有農戶在竹簡上記錄了自己的遭遇：家中男丁被征伍，妻子要為軍隊織甲胄，兒子年僅十四便要隨民夫運送糧草，家中只剩下七十歲的老母耕種幾畝薄田。“春播時，母扶犁，我（妻子）牽牛，禾苗未秀而徭役至；秋收時，兵卒過，掠去大半，餘糧不足過冬。”這樣的記載，在蜀漢晚期的簡牘中比比皆是。

當鄧艾的軍隊渡平，兵臨綿竹時，蜀漢朝廷曾想在都周邊急徵兵，卻發現“男子十三以上皆被甲，子十五以上皆轉運”（《華國志》），早已無兵可征。民力的枯竭，讓這個政權失去了最後的抵抗力量。

二、賦役之重，民不堪命

都平原的都江堰，曾讓蜀地“水旱從人，不知饉”，但到了蜀漢晚期，這片沃土卻養不起自己的百姓。原因無他，賦稅與徭役的重，早已讓“天府之國”變了“愁城”。

蜀漢的賦稅，繼承了東漢的“租調”制度，但額外加征的項目遠超東漢。除了每畝地繳納“租四升”的田租，每戶還要繳納“調絹二匹、綿二斤”，這還不包括戰時的“臨時徵調”。諸葛亮北伐期間，曾因糧草不足，在漢中地區“收編戶調”，將調絹增至每戶三匹；姜維時期，更是在蜀地推行“算緡錢”，即按家庭財產徵稅，連農戶家中的、豬都要折算錢繳納。

鹽鐵專賣，本是蜀漢重要的財政來源，卻也了盤剝百姓的工。蜀地的鹽井多由府壟斷，鹽價被抬到“一斗鹽值百錢”，而曹魏的鹽價僅為“一斗鹽值五十錢”。郡（今重慶）的鹽工曾抱怨：“終日汲井煮鹽，所得不足買一斗米，府催甚急，稍有遲緩便鞭笞加。”許多鹽工不堪忍，紛紛逃深山，導致鹽產量逐年下降，反而加劇了財政危機。

。夫民調徵要都，料香買採妃嬪中宮為至甚，兵造打隊軍為到，酒釀、豬養府為從，數定無則役雜；月個一役服需年每，等糧運、路築、城修括包役正：”役雜“和”役正“為分役徭的漢蜀。氣過不姓百讓更，重繁的役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