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破後的第三個月，司馬昭派來的員在清理蜀漢檔案時，發現了一份諸葛亮在建興五年（227年）擬定的《北伐規劃》。規劃里詳細記載着“每三年一北伐，以攻代守，消耗曹魏”的戰略，甚至標註了“祁山糧道修繕時間表”“南中兵員補充計劃”。而在檔案的最後幾頁，是姜維景耀五年（262年）的北伐奏疏，容與諸葛亮的規劃幾乎雷同，只是把“三年一伐”改了“年年北伐”，把“以攻代守”變了“孤注一擲”。

這種驚人的相似，暴了蜀漢滅亡的另一重碼——歷史慣的反噬。劉備、諸葛亮開創的“以攻代守”“荊州派主導”“漢統敘事”等創業路徑，曾讓蜀漢在夾中崛起，卻在後期變“路徑依賴”的陷阱。當外部環境已變，執政者仍執着於“復刻過去的功”，不願或不能調整方向，滅亡便了被歷史慣推着走的必然。

一、“以攻代守”的異化：從戰略主到戰略綁架

諸葛亮提出“以攻代守”時，蜀漢正於“生死存亡之秋”。夷陵之戰後，蜀漢國力大損，曹魏“坐觀其弊”，東吳“虎視眈眈”，若“閉關自守”，只會“坐以待斃”。諸葛亮的邏輯清晰而務實：通過北伐，將戰場引向曹魏境，迫使曹魏“東西調度，疲於奔命”；同時以“北伐”凝聚人心，讓荊州派、益州派在“興復漢室”的旗幟下暫時擱置矛盾；更重要的是，通過戰爭鍛煉軍隊，防止“和平時期的戰鬥力衰退”。

建興六年至十二年（228—234年）的五次北伐，雖未“興復漢室”，卻達了戰略目標：曹魏被迫在關中常駐十萬大軍，無力南攻；蜀漢部“北伐共識”穩固，諸葛亮得以“威服南中，整頓政”；蜀軍戰鬥力保持巔峰，連司馬懿都嘆“亮若不死，吾等危矣”。此時的“以攻代守”，是靈活、剋制、服務於整利益的戰略主。

但到了姜維時期，“以攻代守”異化為“戰略綁架”。姜維九伐中原（253—262年），平均每年一次，頻率遠超諸葛亮的“三年一伐”，且多在“糧不繼、兵不足”的況下強行出兵。他的邏輯不再是“以攻代守”，而是“為北伐而北伐”——作為降將，他需要靠北伐證明忠誠；作為軍事將領，他需要靠戰爭鞏固權力；甚至在朝廷反對時，他仍以“武侯志”為借口，將個人意志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

這種異化的源，是“路徑依賴”下的思維僵化。姜維長於諸葛亮時期，親歷了北伐的“輝煌”，潛意識裡將“北伐”等同於“正確”，從未思考過“時移世易，變法宜矣”。當蜀漢國力從“尚可支撐”降至“民窮財盡”，當曹魏從“部”走向“司馬氏穩固掌權”，“以攻代守”早已失去現實基礎，變“消耗蜀漢的自殺式攻擊”。延熙十九年（256年）段谷之戰，蜀軍“星散流離，死者甚眾”，姜維卻在奏疏中稱“雖有小敗，終可大進”，這種對“北伐神話”的執念，讓蜀漢一步步被戰略慣拖深淵。

二、“荊州派主導”的固化：從創業核心到利益壁壘

劉備蜀時，“荊州派”（隨劉備蜀的荊州、徐州舊部）是創業核心。諸葛亮、關羽、張飛、趙雲等構的“核心團隊”，戰鬥力強、忠誠度高，是劉備奪取益州、建立蜀漢的關鍵。為鞏固統治，劉備推行“荊州派主導、益州派輔助”的權力結構：荊州派掌握軍權、行政權，益州派可任地方、參與經濟治理，但“中樞決策權”始終在荊州派手中。

這種結構在創業期是合理的。荊州派“外來者”份使其與益州本土勢力無利益糾葛，更能執行“公平施政”；其“興復漢室”的理想與劉備高度契合，減了部。諸葛亮時期雖重用張裔、楊洪等益州人，但“丞相府核心幕僚”仍以荊州派為主（如蔣琬、費禕），這種“適度開放”既維持了穩定，又吸納了本土人才。

但到了後期，“荊州派主導”固化為“利益壁壘”。荊州派後代（如諸葛瞻、董厥）憑藉“父輩蔭庇”壟斷權力，將“荊州派”從“創業團隊”異化為“既得利益集團”。他們排斥益州派（如制張裔之子張毣）、猜忌降將（如掣肘姜維），甚至為維護自利益阻撓改革——當益州士族提出“減輕賦稅、與民休息”，諸葛瞻以“北伐急需軍餉”為由拒絕；當姜維建議“啟用南中夷兵補充兵力”，董厥以“夷人難制”為由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