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致命的是“人才梯隊的近親繁”。荊州派後期的核心員，多是“子承父業”：諸葛瞻繼承諸葛亮的爵位，董厥接替其父董和的職位，蔣斌（蔣琬之子）、關統（關羽之孫）等佔據關鍵崗位。這些人“生於安樂，長於深宮”，既無父輩的軍事才能，又缺乏行政經驗，卻壟斷着“選拔人才”的權力，導致蜀漢後期“朝堂無可用之材”。

這種固化的源，是“路徑依賴”下的排外本能。荊州派潛意識裡將“主導權”等同於“生存權”，擔心“放權給益州派”會重蹈劉璋“被本土勢力架空”的覆轍，卻沒意識到“完全封閉”只會引發更激烈的反抗。當益州派從“輔助者”變“旁觀者”甚至“顛覆者”（如譙周勸降），蜀漢的統治基礎便從部崩塌了。

三、“漢統敘事”的僵化：從神旗幟到認知牢籠

劉備稱帝時，“漢統敘事”是凝聚人心的神旗幟。通過強調“中山靖王之後”的宗室份，宣稱“承續漢獻帝大統”，蜀漢將自己定位為“唯一合法的漢政權”，這在“人心思漢”的三國初期極號召力——中原士族因“曹魏篡漢”而對蜀漢抱有同，益州百姓因“漢祚延續”而接外來統治，甚至東吳也因“聯漢抗魏”而承認其“漢”的名分。

諸葛亮對“漢統敘事”的運用充滿彈。他既在《出師表》中高呼“興復漢室，還於舊都”，以激發鬥志；又在南征時強調“漢家教化”，以安夷人；甚至在與東吳盟約中“中分天下”，默認“漢統”可與“吳權”共存。這種“核心不變、策略靈活”的敘事，讓“漢統”始終服務於現實利益。

但到了後期，“漢統敘事”僵化為“認知牢籠”。執政者將“漢統”從“工”變“目的”，無視“曹魏已代漢二十餘年，百姓漸忘漢”的現實，固執地認為“只要堅持漢統，就能恢復天下”。當東吳使者提出“兩國並尊，共抗曹魏”，蜀漢大臣以“吳非漢統，不可並尊”為由拒絕；當益州士族建議“與魏議和，休養生息”，被斥為“背叛漢祚”。

這種僵化的典型表現，是對“曹魏的認知停滯”。蜀漢始終將曹魏視為“篡漢逆賊”，卻忽視了司馬懿父子已通過“平定遼東、安流民”鞏固統治，曹魏的合法從“篡漢”轉向“治理效”。當蜀地百姓看到“魏地賦稅輕於蜀”“魏境戰於蜀”，“漢統”的號召力便然無存。景耀六年（263年），鄧艾兵臨城下時，譙周勸降的理由之一便是“魏雖非漢，然治下安定，勝於蜀”——當“漢統敘事”連“安定”都比不過時，它便了束縛自己的認知牢籠。

四、路徑依賴的本質：功經驗的時效陷阱

蜀漢的滅亡，是“路徑依賴”的經典案例——過去的功經驗，在環境變化後變“失敗源”。劉備、諸葛亮的創業路徑（以攻代守、荊州主導、漢統敘事），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最優解：世需以戰求生，創業需核心團隊，草創需神旗幟。但當蜀漢進“守期”（外部環境從“三國鼎立”走向“魏強蜀弱”，部需求從“奪取天下”轉向“穩定生存”），舊路徑便失去了適應。

歷史上類似的悲劇反覆上演：秦因“法家嚴苛”統一六國，卻因“不知變緩”二世而亡；隋因“開疆拓土”強盛一時，卻因“征伐不休”引發叛。這些案例都證明：功的路徑往往包含“自我毀滅的基因”，只有打破路徑依賴，據環境調整策略，才能延續生命力。

諸葛亮其實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在《誡子書》中說“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學”，暗含“不斷學習、適應變化”的深意。可惜，他的繼承者們只學到了“北伐”的形式，沒學到“應變”的核；只繼承了“荊州主導”的權力，沒繼承“兼容並蓄”的智慧；只記住了“漢統”的口號，沒記住“民心才是本”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