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世影響

胡三省版《資治通鑒》為後人研究《資治通鑒》和中國古代歷史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據。其註釋容富了《資治通鑒》的涵，使這部史書更容易被讀者理解和接。許多學者在研究中國古代歷史時，都會參考胡三省的註釋，它為了研究《資治通鑒》乃至中國古代史不可或缺的資料。

宋·胡三省

古代每個國家都有史書來記錄年代和事件，晉國的《乘》、楚國的《檮杌》雖然如今已無法再見到，但《春秋》經過聖人的刪改修訂，自周平王東遷後，二百四十二年的事就像太和星星一樣清晰明了。秦朝滅掉諸侯各國後，焚燒天下書籍，因為各國都有史書，其中多有指責譏諷秦國先人的容，所以對這些史書痛恨至極。《詩經》《尚書》之所以能再次現世，是因為儒生們能將它們藏在牆壁之中。而各國的史書分別藏在各自國家，國家滅亡後，史書也隨之消失，到漢朝時，只剩下《秦記》。太史公司馬遷依據《春秋》寫《十二諸侯年表》，依據《秦記》寫《六國年表》，對於夏、商、周三代則寫《世表》。當時，黃帝以來的《諜記》還存在，上面都記有年代數字，司馬遷考察其中的曆法、譜牒以及五德終始的傳承，發現都與古代文獻多有不同，並且說：“孔子編訂《尚書》，其中很有年月記載；即便有一些，也大多缺失。孔子不加以編排整理，大概是他行事謹慎的緣故。”司馬遷秉承孔子的意思，所以他記載三代歷史時，用世系而非年代。汲冢出土的《紀年》，是在晉太康初年被發現的，按照年代依次編排，起始於夏、商、周，結束於魏哀王二十年，這是魏國的史書，逃了秦朝焚書的厄運而被晉朝得到，司馬遷沒來得及見到。司馬遷的《史記》，雖然分為紀、表、書、傳、世家等例，自班固以下都無法更改，雖然用本紀來紀年，但記事簡略，因為相關事件在志、傳中有詳細記載，本紀簡略也是合適的。從荀悅的《漢紀》以後，以編年形式記事的作者，每個時代都有。唯獨梁武帝的《通史》多達六百卷，侯景之時，王僧辯平定建業，將其與文德殿的七萬冊書籍一起西運，江陵淪陷時，這些書都被焚毀。唐朝四庫藏書里，編年史書有四十一家，共九百四十七卷，其中王仲淹的《元經》十五卷，蕭穎士依照《春秋》義類所寫的傳有一百卷，都已失傳。如今這四十一家的書，留存下來的也沒幾部了。在史學着作中，以司馬遷、班固等人的史書為正史，編年史書排在其次，大概是因為紀傳表志類史書盛行，編年史書只是作為乙庫收藏的備用書籍罷了。 宋朝英宗皇帝命令司馬整理編排歷代君臣的事迹，寫一部編年史書，神宗皇帝認為此書可借鑒往事，有助於治理國家，賜名為《資治通鑒》，並且為它作序，闡述其創作的緣由和立意。司馬的本意，是專門選取那些關乎國家興衰、百姓禍福，善的可以作為效法榜樣，惡的能夠為警戒的事例，來編寫這部書。治平、熙寧年間，正是司馬與眾人就國家事務相互爭論是非的時候。像蕭規曹隨那樣關於政令統一的辯論，都無法勝過主張變法之人的言辭，司馬於是被分司到西京，不再參與國家大事的討論，專心致力於書局的事務。他心中的忠憤慨難以抑制，於是在書中寫下對智伯才德的評論、對樊英名實的見解、唐太宗君臣關於音樂的討論、李德裕與牛僧孺爭奪維州事件之類的容。甚至連黃幡綽、石野豬的詼諧言語，他也寫信告知書局員，想要記錄下來以作警示，他的這些細微用意，後人並不能完全了解。編年史書又豈是毫無意義的呢！ 世上的論者大多說：“經書用來承載道理，史書用來記錄事件，史書與經書不可相提並論。”然而道理無不在，散布在各類事件之中，通過事件的得失敗，可以知曉道理歷經萬世都不會有弊病，史書難道可以輕視嗎？作為君主，如果不知道《資治通鑒》，那麼想要治理好國家卻不知道自我治理的源，厭惡禍卻不知道防範禍的方法。作為臣子，如果不知道《資治通鑒》，那麼對上無法侍奉君主，對下不能治理百姓。作為子，如果不知道《資治通鑒》，那麼謀求自發展必然會辱沒祖先，做事也不足以給後人留下榜樣。至於用兵作戰、創建法令制度，如果不了解古人功的經驗，不借鑒古人失敗的教訓，那麼就會想要取勝卻遭遇失敗，圖謀利益卻招來禍害，這是必然的結果。 孔子編訂《尚書》，從唐堯、虞舜開始，到《文侯之命》為止，並將其與秦國相關聯，魯國的《春秋》則起始於周平王四十九年；左丘明為《春秋》作傳，到魯哀公二十七年趙襄子毒害智伯的事件為止，而《資治通鑒》則記載了趙國興起、智氏滅亡的事，放在前面。由此可見，孔子編訂《尚書》並創作《春秋》，資治通鑒》的創作實際上是《春秋》和《左傳》而來的。 司馬廣泛閱讀舊有的史書，還從旁採錄小說，挖掘微的事迹，匯聚編纂這部書，實在是辛苦了。而編寫書籍時，漢代部分由劉攽負責，三國到南北朝部分由劉恕負責，唐代部分由范祖禹負責，都是依據他們各自的專長來分配任務，他們都是天下選拔出來的優秀人才，歷經十九年才完。這部書將十六個朝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事迹合為一部，這哪裡是一個人的心思、耳目所能完的呢！ 司馬自己說：“《資治通鑒》編後，只有王勝之借去讀過；其他人還沒讀完一頁，就已經打哈欠、懶腰，想要睡覺了。”這部正文二百九十四卷的書，都有人沒能全部讀完。至於《考異》三十卷，是用來參校訂正各種書籍異同，使容歸於統一的。《目錄》三十卷，以年為經、以國為緯，不僅能讓眾多國家雜記錄的事件清晰區分，前代曆法的變更、天文現象的異常，都實實在在地記載在《目錄》上方，這難道能當作普通的書籍目錄來看待嗎！

我父親對史學極為專註。淳佑癸卯年，他開始患上鼻出的病症，但讀書仍片刻不停，鮮灑落在史書上，那些跡至今還留在書上。父親常常對我說：“《史記》《漢書》從服虔、應劭到三劉（劉敞、劉攽、劉奉世），註解已經很多了。章懷太子李賢為《後漢書》作注，裴松之為陳壽的《三國志》作注，雖然偶爾有字詞讀音和釋義，但實際上更多是為了增添不同的見聞，補充不完備的地方，以顯示學識淵博。像為《晉書》作注的楊正衡，為《新唐書》作注的竇蘋、董沖，我覺得他們的註解沒什麼可取之。徐無黨為《新五代史》作注，只是略地講了講歐修着書的書法義例，其他方面就沒涉及了。《資治通鑒》此前有劉安世的《音義》十卷，但世間沒有流傳下來。《釋文》原本出自蜀地的史炤，馮時行為它作序，如今海陵刻印的版本又有司馬之子司馬康的《釋文》，與史炤的版本大同小異。司馬康在書局擔任檢閱，按說他能得到司馬的親教誨，又與劉攽、范祖禹等諸位先生一起研討學習，不應該出現如此明顯的差異，我懷疑海陵版的《釋文》並非司馬康所作。你能不能對這些進行刊訂校正呢？”我恭敬地拱手回答：“我願意學習去做這件事。” 乙巳年，父親去世，我既要為家中事務勞，又要忙於科舉之事，但史學方面的學習一直不敢荒廢。寶佑丙辰年，我考中進士，這才得以全力投到對《資治通鑒》的研究中。我外出為，無論走到哪裡，都帶着這部書；遇到有不同尋常的書籍或對史學有獨到見解的人，一定會前去請教訂正。我依照陸德明《經典釋文》的例，整理編訂為《廣注》九十七卷；還寫了十篇《論》，從周到五代，大致敘述了各朝代興衰的主要況。咸淳庚午年，我從淮河沿岸回到杭州，延平的廖公看到我的着作後十分認可，以禮相待，把我請到家中，讓我為他的子弟校對《資治通鑒》，我為此寫了《讎校通鑒凡例》。廖公又把我推薦給賈似道丞相。德佑乙亥年，我在江上從軍，所提建議總是不被採納，不久軍隊潰敗，我從小路回到家鄉。丙子年，浙東地區開始，我前往越州新昌避難，老師和隨從也跟着去了，家眷因此得以倖免，但我的書稿卻丟失了。戰平定後我回到家中，又重新購買了其他版本繼續作注，開始把《考異》以及我所做的註釋分散融到《資治通鑒》的相應文字之下；曆法、天文方面的容，則按照《目錄》所記載的，在旁邊附上註釋。一直到乙酉年冬天，才最終完全書的註釋。書中對於事件的來龍去脈、地名的異同、州縣建置的離合變化、制度的沿革損益，都詳細地闡述了原因。像《釋文》中錯誤荒謬的地方，我都加以改正，還寫了《辯誤》十二卷。 唉！為《漢書》作注的人很多：晉灼彙集服虔、應劭的釋義，並辨析其恰當與否；臣瓚匯總各家的說法，並用自己的見解進行反駁。到了師古新的註解，又譏諷服虔、應劭的註解疏紊之很多，蘇林、晉灼的判斷太，指責臣瓚的註解有差錯，詆毀蔡謨的註解相互矛盾，自認為已經窮盡源，融會貫通，心詮釋，不再有憾；然而劉氏兄弟對師古的批評，就如同師古批評前人一樣。人很難察覺到自己的不足，前人註解的失誤，我能看出來，可我自己註解的失誤，我卻無法察覺。再者，古人註解書籍，文字簡潔但意思明了；如今我所作的註解，雖然容廣博，但要做到簡潔，我還沒能做到。隨着時代的變遷，那些學問深的儒者和老師都相繼離世，我已經無從請教訂正。有人鼓勵我去北方學習，唉，我確實有這個志向，然而我已經衰老了！

在胡三省注的《資治通鑒》中，經常引用以下幾人的註：

師古：通常指師古。師古是唐代着名的經學家、史學家，他在經學、史學、訓詁學等領域都有很高的造詣 。胡三省常引用師古的觀點、註釋來解釋字詞、地名、典章制度等容，藉助師古的學果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資治通鑒》中涉及的歷史知識、文字含義。例如對一些漢代的地名、名等進行解釋時，就會引用師古對《漢書》的註疏容，因為師古曾為《漢書》作注，其對漢代相關知識的闡釋有權威和重要參考價值。

裴松之：南朝宋時期的史學家，以注《三國志》而聞名。裴松之在注《三國志》時，廣采博引，補充了大量史實，對人和事件的記載更加富全面。胡三省在註釋《資治通鑒》時，常常借鑒裴松之的觀點和補充的史料，以深化對三國時期歷史的闡釋。比如在涉及三國人事迹、歷史背景等容時，會引用裴松之對《三國志》的注，使讀者能獲取更多的歷史細節和不同視角的解讀 。

杜預：西晉時期的政治家、軍事家、學者，他着有《春秋左氏經傳集解》等。《左傳》作為重要的編年史書，對研究先秦歷史至關重要。胡三省在註釋《資治通鑒》中相關的先秦歷史部分，以及涉及《左傳》中的典故、禮儀、制度等容時，經常引用杜預的註解。杜預對《左傳》的解讀和闡釋，為胡三省理解和註釋相關歷史提供了重要參考，幫助讀者理解春秋時期複雜的歷史事件、人關係以及背後的文化制度 。

司馬貞：唐代史學家，着有《史記索》。《史記》是中國古代第一部紀傳通史，對後世史學影響深遠。胡三省在註釋《資治通鑒》時，若涉及《史記》中記載的人、事件、制度等，且司馬貞在《史記索》中有相關解讀時，會引用司馬貞的觀點。通過引用司馬貞對《史記》的註釋，能讓讀者從不同角度理解《資治通鑒》中所涉及的早期歷史容，富對歷史的認知 。

張晏：東漢時期學者，曾為《漢書》作注。《漢書》是記載西漢歷史的重要典籍，胡三省在註釋《通鑒》中與西漢歷史相關的容時，有時會引用張晏對《漢書》的註解。張晏的註釋對《漢書》中的字詞、史實、典章等進行了解釋，胡三省藉助這些解釋，幫助讀者理解《通鑒》中相關西漢歷史部分的疑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