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推行總核衙門”的設立，並非虛設。朱標親自點將，以在浙江試點中表現出的原浙江按察副使李文忠為總核，秩定正三品，直接對東宮負責。衙署便設在承天門外，與六部衙門比鄰，取其通便利、震懾各方之意。衙門前立一巨石，上刻朱標親筆所題“通變宜民”四字，彰顯其宗旨。

衙門，氣氛張而有序。來自浙江的清丈幹吏、戶部的錢穀能手、都察院的監察史，甚至還有幾位被特召衙的工部水利員及通數算的翰林待詔，濟濟一堂。牆壁上懸挂着巨大的大明輿圖，上面已用不同的硃砂標記出第二試點省份——江蘇、江西、福建，以及需要重點關注的黃河漕運沿線及北疆軍鎮。

李文忠手持硃批的章程，立於圖前，聲音洪亮：“殿下諭令，我等之責，非是照搬浙江法，乃是‘因地制宜，定製乾坤’！各試點省份，形迥異，需有專案。”

他指向江蘇：“此地乃漕運咽，運河命脈，田賦最重，丁銀亦繁。推行‘攤丁畝’，需慎之又慎，既要減輕無地者之苦，亦不可驟然斷絕運河沿線百萬依賴漕運為生者之活路。清丈之外，需會同工部、漕運總督衙門，詳議運河維護、漕工安置疏導之策，此為‘定製’之一。”

目轉向江西：“江西，魚米之鄉，士紳勢力盤錯節，宗族觀念深厚。清丈田畝，恐及宗族公產、學田祀田，阻力必不在小。需派知地方弊、善於與士紳周旋之員前往，清丈之餘，需明定宗族公產課稅標準，取得地方大族理解，方可行之無阻。此乃‘定製’之二。”

再點福建：“福建山多田，民多泛海經商，田賦非其主要，丁銀舊額亦不算高。然其海貿活躍，商稅潛力巨大。此地推行新政，重點在於‘簡化商稅，鼓勵海貿’，‘攤丁畝’可緩行，或降低攤派比例，以免挫傷商民泛海之積極。同時，需嚴防海商藉機兼并沿海田畝。此乃‘定製’之三。”

分派已定，各專項小組立刻投工作。衙門，燈火常明至深夜。案頭堆滿了從浙江送來的原始清丈冊簿、各試點省份報送的舊有黃冊檔案、戶部歷年稅收記錄。員們埋首其間，核算數據，推演比例，草擬針對不同省份的《新政試行細則（草案）》。

爭論時有發生。

“江蘇漕工數十萬，若漕運量因海運增加而減，安置費用何其巨大？此項開支，是攤田畝，還是由朝廷另撥？”一位戶部郎中眉頭鎖。

“江西宗族公田，若一律清丈課稅，恐激起民變！是否可設定免征額度，或准其用於族學、祭祀之部分予以抵免？”一位曾任職江西的史提出建議。

“福建海商，家資巨萬，卻田產無幾，若丁銀攤田畝，其負擔幾近於無，是否公允？可否考慮增設‘海舶稅’或按其行商資本另行課稅？”一位於數算的待詔提出一個大膽設想。

每一次爭論，李文忠皆令書記詳細記錄，形議題，或由小組繼續研討，或呈送東宮決斷。朱標對總核衙門呈送的議題極為重視，常於文華殿召見相關員，親自參與討論，最終做出裁示。這個過程，不僅是制定政策，更是在統一思想，磨合出一套能夠應對複雜國的決策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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