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也不得不承認，他‘斷案無冤、治民有方’，確實讓不百姓疾苦。只是‘功’與‘過’不能相抵：他的‘安民’之功，是臣子的本分；他的‘易主’之過，是突破了臣道的底線。後世若學他，只學‘安民’的本事便好，萬不可學他‘背棄舊主’的做法——不然倫理崩壞，天下便無‘忠臣’可言。”

顧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其‘忠’在‘皇權’，我‘憂’在‘天下’”

“我講‘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看重的是‘對天下百姓負責’，而非‘對某一位君主或某一朝皇權負責’。狄仁傑勸武則天立李顯，看似‘護李唐’，實則是‘護皇權正統’——他從未想過‘若皇權無道，百姓該如何’，只想着‘在現有皇權框架安天下’，這份格局，終究局限在‘君臣’之間。

他斷案、治民、安邊，都是‘治世’的本事，卻無‘救世’的魄力。明末世，若只學他‘在皇權做事’，卻不反思‘皇權為何失民心’，終究救不了天下。他是‘皇權下的能臣’，卻不是‘突破皇權的志士’——後世學者當明辨：‘安天下’的本是‘安百姓’，不是‘保皇權’，這點他沒看。”

李鴻章（晚清名臣）：“其‘遇明主’之幸，我難及也；其‘辦實事’之勁，我當效之”

“我辦洋務、籤條約，一輩子在‘替君過’，最羨慕狄仁傑‘遇武則天’的運氣——武則天雖多疑，卻懂‘用能臣’，狄仁傑勸停建浮屠、立李顯，都能聽進去；可我面對的是慈禧太後，別說‘勸改制度’，就算委婉提‘辦工廠’，也常被駁回。

但狄仁傑‘辦實事’的勁頭，我得學：他焚祠、退契丹、救無辜，每一件事都落到實，不搞虛頭腦的花樣。我辦洋務，就是想‘實實在在救清朝’，卻比他難太多——他生在武周盛世，只需‘匡正君過’；我生在晚清世，得‘逆天改命’。要是我有他那樣的‘明主’，或許洋務能，清朝也不至於亡得那麼快——可惜，時也、命也。”

程頤（北宋理學家）：“易主失節，雖功難掩”

“君臣之義，乃儒家倫理之本，一旦確立，便需生死相守。狄仁傑初事太子李建，已結君臣名分，建既亡，他當殉節明志，或歸守節，怎可轉侍奉殺主之人李世民？後又事武則天，三易其主，實為‘貳臣’之行，突破了臣道底線。

世人皆贊其斷案安民、勸立太子之功，卻忘了‘忠’的核心是‘專一’。他對武則天的諫言再懇切，也洗不掉‘背主’的污點。孔子贊管仲，是因管仲存華夏、利百姓，而非贊其易主；狄仁傑所謂‘為天下’，不過是為‘易主’找的借口。此等‘有能無節’之人，不可奉為賢臣典範，後世當以其為戒，堅守君臣大義。”

司馬（北宋史學家）：“忠在利民，非在殉主”

“程伊川苛責狄仁傑‘易主’，未免過於迂腐。春秋時管仲事公子糾，糾死而輔齊桓公，孔子稱其‘仁’，正因管仲以一人之力安天下蒼生。狄仁傑之事，與管仲何其相似——他初隨李、後歸建，皆因未遇能安天下之主；李世民雖殺建，卻有治國之才，武則天雖篡唐，卻有納諫之量，狄仁傑轉事之，非為個人富貴，實為借其力救民於水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