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修《資治通鑒》，特意記載狄仁傑為建送葬之事，見其雖事新君，仍念舊主之恩，足見其本心並非‘趨炎附勢’。所謂‘忠’，當是忠於天下社稷，而非愚忠於一人。他一生進諫，皆在勸君主輕徭薄賦、護佑百姓，最終就貞觀、永徽之治的餘韻，此等‘大忠’，遠勝殉主的‘小義’。論史當觀其心、察其功，而非拘於‘易主’小節。”

蘇軾（北宋文學家、政治家）：“智在圓融，忠在務實”

“讀狄仁傑《諫停浮屠疏》，見其言辭懇切卻不激切，道理徹卻不生，方知‘直諫’未必需‘犯’，‘事’更需‘圓融’。他勸武則天立太子，不用‘李唐正統’爭，卻用‘姑侄不如母子’的理、‘雙鶴懷’的解夢，既給君主台階，又辦大事，這份智慧，比我當年‘烏台詩案’中直言獲罪，高明太多。

他斷案一年結萬七千案無申訴，非僅因‘懂法’，更因‘懂人’——能在律法與民心間找平衡，不苛責、不縱容，這份‘務實’，是為者的核心。我任杭州知州時，修蘇堤、疏西湖，便學他‘不為虛名、只為利民’；只是我子過剛，若能學他‘剛並濟’，或許能些貶謫之苦，多辦些實事。狄仁傑是‘智臣’，更是‘實幹家’，這份特質，最值得後世為者效仿。”

朱熹（南宋理學家）：“節有虧而功可補，心可嘉而道未純”

“狄仁傑‘易主’之事，確有‘節虧’之嫌——臣子當‘從一而終’，他卻三事其主，雖有‘安天下’之名，終難‘擇強而事’的嫌疑，范祖禹在《唐鑒》中批其‘失臣節’，並非無據。但後世若僅以‘節虧’否定其功，亦非公允——他救豫州六百無辜、勸停浮屠修建、退契丹保邊疆，每一件事都關乎民生，其心可嘉，其功可補過。

只是他的‘忠’，仍未達‘純’境：他勸武則天立李顯，雖為李唐復辟，卻也在‘迎合’武則天對‘後名’的顧慮，並非純粹為‘天下大義’。先秦儒家講‘從道不從君’，狄仁傑卻始終在‘君道之間’妥協，未敢真正‘以道匡君’。後世學者當學其‘利民’之心，卻需補其‘守道’之節，方能‘純臣’。”

曾國藩（晚清名臣）：“能在實務，智在自保，可為鏡鑒”

“我治政帶兵，講究‘穩慎’二字，狄仁傑的一生，恰是‘穩慎’的典範。他被來俊臣誣陷時，‘先認罪再翻案’，不是貪生，是‘留有用之辦有用之事’，這份‘自保’的智慧，比那些‘一死求名’的臣子更務實——死易，活下來辦事難。我當年彈劾文、整頓湘軍，也學他‘不逞一時之剛，只求長遠之效’。

他斷案、治民、安邊，樣樣落到實，不搞‘虛文’，這份‘實務’勁頭，與我‘扎寨、打仗’的思路一致。只是他‘勸立太子’之舉，雖為大局，卻也着‘干預君權’的風險——臣子當‘盡言’，卻不可‘過界’，這點我需引以為戒。狄仁傑是‘能臣’的鏡鑒：既要懂‘做事’，也要懂‘自保’；既要守‘初心’，也要知‘分寸’，方能在複雜時局中事。”

商鞅（戰國·法家代表）：“其‘治’可用，其‘心’需束”

“我推行變法，重‘律法至上、君權獨斷’，狄仁傑斷案守律、一年結萬七千案無申訴，這份‘循法而治’的本事，比那些‘以代法’的腐儒強。他焚江南祠、整肅民風，是‘破象、立秩序’，跟我‘定秦律、革舊俗’的思路一致，算個懂‘治世’的明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