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遠那封“請罪摺子”在次日清晨遞進了養心殿。奏摺用詞極盡恭順謙卑，筆跡工整沉穩，不見毫潦草怨懟。他首先“痛心疾首”地承認對下屬管束不嚴、賬目稽查不力，致使“或有宵小之輩，假託公事，行欺瞞中飽之私”，並自請嚴懲。對於南洋資金疑雲，他巧妙地將其歸咎於“早年漂泊，舊部星散，或有投效南洋商號謀生者，然臣久在京師，音訊早絕，實不知其詳。若有以臣之名或舊誼在外招搖，皆非臣之本意，亦非臣所能制”，徹底切割了“知”與“縱容”的嫌疑。最後，他“懇請”朝廷嚴查胡雪岩及所有關聯人員，“若有一毫於國有損，於律有違，臣甘領失察之罪，絕無怨言”。通篇不見辯解，唯有請罪與懇查，姿態低到了塵埃里。

這封摺子，讓許多等着看他氣急敗壞或百般狡辯的人，猶如一拳打在了棉花上。慈禧太後看完，只對邊太監淡淡說了句：“倒還是個知道分寸的。”便擱置一旁，再無下文。陳遠的新軍督辦職銜被正式免除，由一位與恭親王關係切的蒙古旗籍將領接任。講武堂被兵部接管，但馮墨等核心教習因“專技”得以留任，只是課程和監督被收。胡雪岩的案子則在刑部和都察院的拉扯中，陷了一種“嚴查”但“暫無突破”的僵局，他本人被囚於刑部大獄，雖未用刑，卻也吃了不苦頭。

表面上看，陳遠這棵大樹已然傾頹，猢猻四散。往日門庭若市的額駙府，如今冷清得只剩秋風掃落葉。然而，只有最核心的幾個人知道，真正的脈，已轉向更深、更暗的地下。

陳遠閉門謝客，除了每隔數日去西山製造局“點卯”查看“靖海”艇後續測試的“例行報告”，幾乎從公眾視野消失。他將全部力，投了兩件外界看來“無足輕重”、甚至是他“失勢”後無奈為之的事上。

第一件，是系統地整理、編纂《製造局技輯要》。他將自棲霞谷時期以來，所有涉及冶金、化工、機械、彈道等方面的實驗數據、工藝流程、失敗教訓、功心得，分門別類，去蕪存菁，用一套簡明的符號和語系重新編寫，配以細的圖樣。這項工作極其繁瑣浩大，他親自主持，帶着幾個絕對可靠、通文墨和技的書辦，夜以繼日。馮墨起初不解：“大人，此時整理這些故紙，有何用？”陳遠只答：“前人栽樹，後人乘涼。縱使我等不測，這些心，也不該湮沒。況且，梳理本，便是溫故知新。”他是在為製造局的知識傳承建立一套獨立的、不易被外人輕易掌握的核心檔案，也是為未來可能的“火種”保留技種子。

第二件，則是通過胡雪岩被捕前就已安排好的、極其秘的渠道，繼續對“嵐嶼”進行遙控指揮和有限度的資源輸送。輸送的資變得更加零散、日常化，多是以“商船補給”名義送去的糧食、布匹、藥品、普通工，偶爾夾雜着一些拆卸的舊機床部件和書籍。指令也變得更加簡潔和注重蔽：“深挖，廣積糧，不稱王。”“保持絕對靜默，觀察記錄所有過往船隻，尤其注意是否有持特殊信號或標識者。”他並不知道楊芷幽的船曾靠近嵐嶼，但他必須為任何可能的意外接做好準備，前提是嵐嶼自絕對安全。

與此同時，他並未完全放棄朝堂。他通過醇親王福晉（王妃）的偶然關切，以及偶爾“巧遇”醇親王時幾句關於海防技細節的“請教”，維繫着與醇親王那條線的微弱聯繫。他不求復起，只求在這位王爺心中，保持一個“尚有價值、且懂得進退”的技專家印象。對於恭親王和李鴻章，他則表現出徹底的、無害的疏離。

潛龍在淵，非是蟄伏，而是在深水之中，錘鍊更堅的鱗甲，積蓄更強大的力量。

走私船在嵐嶼海灣停泊了一夜，次日黎明便啟航離開，如約將楊芷幽一行送到了泉州外海一偏僻的沙洲附近。林船長指着遠約的陸線：“那邊就是泉州地界，你們自己想辦法上岸吧。記住，咱們沒見過。”說完，便駕船消失在晨霧中。

楊芷幽帶着僅剩的七八個兄弟，抱着孩子，涉過淺灘，踏上了大清的國土。一種難以言喻的複雜緒湧上心頭——逃離了荷蘭人的追捕，卻踏了一個更龐大、更陌生的國度。們衫襤褸，無長，孩子又病弱，境依然艱難。

在附近漁村弄到些舊換上，用最後一點錢買了些乾糧和草藥，們扮作逃荒的難民，沿着海岸向北緩緩流浪，希能找到一個可以暫時安、又不那麼引人注目的地方。一路上，楊芷幽腦海里反覆迴響着“嵐嶼”這個名字，和那晚在船上到的、被窺視的寒意。那座島，絕不簡單。

一日，們在路旁茶攤歇腳，聽到幾個行商模樣的人閑聊，說起朝廷最近在天津造了新式炮船，又快又猛，還有南洋那邊荷蘭人和華商衝突的傳聞。言者無心，聽者有意。楊芷幽心中一，裝作好奇，怯生生地問那行商：“這位爺，您說的新炮船，可是朝廷哪位大人督造的？俺們逃荒的，也聽說朝廷有能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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