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淮河畔的一家茶館里，吳安康捻着絡腮鬍，聽着對面年輕人慷慨陳詞。這青年穿着青布長衫，袖口磨得發白，卻攥着一本線裝書，眼神亮得像要燃起來——他自稱是“興中會”的會員，名汪衛，是特意來南洋水師聯絡的，想勸吳安康“舉艦反清，共建共和”。

“吳軍門，”汪衛把書往桌上一拍，封面上“革命方略”四個字格外扎眼，“朝廷腐朽，慈禧垂簾聽政，緒帝形同虛設，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只有推翻滿清統治，建立共和政府，中國才能富強，水師才能真正為國家而戰，而非為一家一姓賣命！”

吳安康端起茶碗，吹了吹浮葉，沒接話。窗外的秦淮河上，南洋水師的巡邏艇正緩緩駛過，艦上的龍旗在暮里泛着暗金。他想起上個月護送鐵路鋼軌時，漕幫的弟兄說，江浙的農民因為鐵路能運糧，今年的收多賣了兩，家家戶戶都在門口掛了龍旗——這些百姓要的不是什麼“共和”，是能吃飽飯、不外敵欺負的安穩日子。

“汪先生說的‘共和’，我聽不懂。”吳安康放下茶碗，聲音裡帶着幾分不耐煩，“我只知道，南洋水師的驅逐艦能攔住日本走私船，能護着江浙的綢運到歐洲；我只知道，鐵路修到南京後，城裡的米價降了三，百姓不用再肚子。這些實打實的好，比你說的‘理想’管用得多。”

汪衛愣了愣，似乎沒料到會被這麼直接地反駁。他定了定神，又說起海外華僑的支持：“檀香山、舊金山的華僑，已經捐了幾十萬兩銀子，還買了武，就等着國舉事！只要吳軍門肯帶南洋水師響應，咱們半個月就能拿下南京，三個月就能清廷退位！”

“幾十萬兩銀子？”吳安康冷笑，“南洋水師造一艘驅逐艦就要十五萬兩，你那幾十萬兩，夠買幾艘船？夠養幾萬兵？上個月截日本走私船時，彈藥就花了三萬兩，你知道這些彈藥是怎麼來的嗎？是江南製造局的工匠加班加點造的，是江浙的商人捐錢買的鋼料——不是靠你裡的‘華僑捐款’，更不是靠你說的‘舉事’。”

他指着窗外的鐵路工地，燈火通明，工匠們還在鋪設鋼軌，蒸汽錘的叮噹聲隔着秦淮河都能聽見：“你知道這條鐵路修到現在花了多錢嗎？四千萬兩！是四大水師從煤礦、貿易、關稅里一點點攢的，是朝鮮百姓送的米、福建漁民捕的魚、廣東十三行的商船跑遍東南亞賺的——這些錢，要是被你所謂的‘革命’攪黃了，你賠得起嗎？”

汪衛的臉漲得通紅，還想爭辯，吳安康卻站起：“汪先生要是真想為國家好，就別在這裡說大話。要麼去鐵路工地幫工匠扛枕木，要麼去船廠幫着敲鉚釘，要麼去海防陸師當個小兵，守着炮台別讓日本人進來——這些事雖然小，卻比你說的‘革命’實在得多。”

送走汪衛，吳安康回到南洋水師的衙門，正好收到李和發來的電報：北洋那邊也來了“興中會”的人，想勸丁汝昌“離清廷，自主海軍”，被丁汝昌直接趕了出去。電報里還說，這些人在旅順的船廠煽工匠罷工，說“造艦是為清廷賣命，不如跟着革命黨干”，結果沒一個工匠願意理他們——工匠們都等着“海天”號的後續艦開工，好掙工錢養家。

“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吳安康把電報扔在桌上，想起自己年輕時也熱過，跟着左宗棠打過新疆，後來又在澎湖海戰里跟日本人拚命，他比誰都清楚，國家的強大不是靠喊口號喊出來的，是靠一船一艦造出來的，靠一寸一寸鐵軌鋪出來的。

與此同時，廣州的十三行貨棧里，李准也接待了一個“興中會”的代表。這人胡漢民，穿着西裝，說著流利的英語，一見面就大談“天賦人權”“民主自由”，說要讓廣東水師離清廷，立“南方共和政府海軍”。

“胡先生，”李准把玩着翡翠扳指，目落在貨棧里堆積的橡膠和硫磺上——這些是從馬尼拉、暹羅運來的，下個月就能運到上海，換造驅逐艦的鋼料，“你知道廣東水師的驅逐艦為什麼能造得這麼快嗎？因為我從十三行的貿易里賺了錢，從虎門炮台的關稅里省了錢，從福建船政的工匠那裡學了技——這些都不是靠你說的‘共和’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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