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功功收復台灣，晉封延平郡王，聲威大震。

台灣的收復，不僅徹底肅清了荷蘭勢力，更將大明的海疆前沿向東推進了數百里，與琉球王國隔海相。

此時，一個更為深遠的問題擺在了大明朝廷和鄭功面前：如何對待琉球？

琉球王國，自明初便是中國的藩屬國，接大明皇帝的冊封，使用大明曆法，與中國進行頻繁的朝貢貿易，關係極為切，素有“守禮之邦”的譽。

然而，自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日本薩藩島津氏侵琉球後，琉球便陷了“兩屬”的尷尬境地：表面上仍向中國朝貢，實際上卻被迫向薩藩稱臣納貢，政外到日本的嚴重干涉。

崇禎皇帝與鄭功均認為，琉球地位的特殊，是東南海疆的一個潛在患。

日本勢力盤踞琉球，如同抵在大明東南腹地的一把刀子。

必須趁收復台灣的餘威，徹底驅逐日本在琉球的勢力，重新確立大明對琉球的獨佔宗主權，將東海真正變為大明的湖。

鄭功的行並非簡單的軍事侵，而是一場心策劃的政治、軍事、外組合拳。

外照會與“天朝問責”：

崇禎七年春，大明禮部正式向琉球國中山王尚發出詔書，以宗主國份，嚴厲質問其“事二主”的行為，要求琉球方面就“為何屈從倭寇薩，致使守禮之邦蒙塵”做出解釋。

詔書語氣強，意在施加政治力，試探琉球王室的態度和日本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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