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責此區域的巡查隊員韓敏，面帶愧地彙報。

“大人，非是屬下等不盡心。只是……對方手段極為刁鑽，從不正面衝突，皆是利用宗族鄰里關係、鄉規民約施。縣衙那邊，縣令雖未明着阻撓，但也以‘民洶洶’、‘需謹慎置’為由，不肯強力彈。我等……缺乏直接證據和明確律條支持，難以採取強制措施。”

吳永年臉鐵青。他意識到，有仲裁的意願和機構還不夠，必須有更強力的法律依據和更有效的基層執行力量，才能震懾這些盤錯節的舊勢力。

他再次將目投向了正在修訂的《工商管理則例》，催促屬下加快進度，並特別加了對“惡意破壞生產經營”、“地方保護主義”的明確罰則。

幾乎與此同時，在帝國的輿論場，《京報》與某些南方士人私下流傳的“小抄”之間，也展開了一場無聲的較量。

《京報》連續刊發文章，盛讚江西新政效，列舉清丈後稅賦增加、流民得以安置、工坊興起吸納人力等事實，並引經據典，論證“通商惠工”亦是古聖王之道，將新政與“利國利民”的宏大敘事綁定。

而一些代表着舊有土地士紳利益的文人，則在私下流傳的文章中，痛心疾首地抨擊新政“驅使農夫捨本逐末，使良田荒蕪，工匠奇技巧，敗壞淳樸民心”，甚至含沙影地將部分地區因氣候導致的小規模減產，歸咎於“變更祖制，惹怒上天”。這些言論在士林圈層中悄然傳播，雖未敢公然刊發，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着清流員們的判斷，為朝堂上可能的攻訐積蓄着彈藥。

嶺南，廣州。

王良接到了來自京師的廷寄，得知了“正德一式步銃”定型的消息。他敏銳地意識到此對於保障海貿航線的價值。

“王瑾，”他吩咐道，“你速去擬文，以市舶司和廣東海防的名義，向兵部及格院呈請，看能否撥付或允我廣東水師、市舶司護航船隊，優先採購一批此新式火銃。海寇猖獗，西夷艦船亦多備火，我水師不可落於人後。”

“是，叔父。”

王瑾應下，隨即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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