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面對朝廷一道似一道的催兵嚴旨，左宗棠拿出了他特有的“剛（犟）”勁和“智”謀。他回復朝廷的奏摺寫得冠冕堂皇：“臣部新集，需加整訓；浙路徑，尚需探明；糧秣轉運，尤費周章……”總之，困難重重，需要時間準備。

實際上，他率領楚軍主力，就在江西廣信、玉山與浙江衢州、常山界的山區地帶，開始了“武裝巡遊”。既不深浙江境承擔責任，也不退回江西顯得怯戰。每日里，他或登山眺浙江方向升起的烽煙，或督促士兵練陣法，或與幕僚研究浙江輿圖，彷彿一頭耐心的猛虎，蟄伏於叢林邊緣，目炯炯地等待着獵咽下最後一口氣。

他派出的細作不斷傳回杭州的消息：城中斷糧，人相食……守軍士氣崩潰……王有齡數次組織突圍皆被擊退……絕的氣氛籠罩全城……

咸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杭州城破的消息終於如同一聲喪鐘，傳到了左宗棠的軍營。浙江巡王有齡，在城破之際自縊殉國（一說服毒）。

左宗棠聞訊，沉默良久。他走到帳外，着東南方向灰暗的天空，心中並無多悲憫，只有一種塵埃落定的平靜和躍躍試的激。

幾乎在同一時間，來自安慶的八百里加急也到了。曾國藩的信中只有寥寥數語，卻字字千鈞：

“季高兄：杭城噩耗已至，雪軒殉節。浙省無主，妖氛益熾！兄當速提勁旅，星夜馳援，力挽狂瀾！滌生已折保舉兄台署理浙江巡，朝廷必允。浙事糜爛，非兄莫屬！拯民水火，在此一舉！切速行！”

與此同時，曾國藩的《奏請以左宗棠專辦浙江軍務並請簡授巡事》的奏摺，也以六百里加急飛送京城。奏摺中，他痛陳浙江危急，強調“非左宗棠不能當此巨任”，極力渲染左宗棠的才能和楚軍的可用，並明確提出：“仰懇天恩，明降諭旨，將浙江巡一缺，即令左宗棠補授…俾得盡心經理，以冀挽回全局。”

1862年1月（同治元年正月），朝廷諭旨下達：授左宗棠為浙江巡，命其即刻率部浙，剿辦“發逆”，收復失地！

接到聖旨的那一刻，左宗棠着那方象徵著封疆大吏權威的浙江巡關防大印，心澎湃。從咸十年（1860年）奉旨以四品京堂襄辦曾國藩軍務，到如今堂堂正二品巡，主政一省，不過短短兩年多時間！這其中，固然有他自的才略與楚軍的浴戰，但曾國藩在關鍵時刻的推波助瀾、運籌帷幄，甚至那番冷酷卻準的政治算計，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滌公……這份人，我左季高記下了！”左宗棠目灼灼，向東方那片烽火連天的土地，“浙江，我來了！”他翻上馬，楚軍旗幟獵獵，如同出匣的利劍，終於刺向了屬於他的戰場。一場屬於左宗棠的、波瀾壯闊的浙江平與復興的篇章，就此拉開序幕。而曾國藩，在安慶的督署中，看着左宗棠東進的消息，也微微鬆了口氣，東南棋局，他又落下了一枚關鍵而有力的棋子。

上海，這座位於長江口的通商巨埠，此刻正籠罩在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東征大軍的影下。松江失陷的硝煙尚未散盡，太平軍的旌旗已近城垣。租界，洋商們惴惴不安，華界里，更是風聲鶴唳，人心惶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