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牙沙”沙洲上的七日，遠非單純的避風與休整。當船得到修補，貨重新歸置，與古吉拉特商人蘇拉傑的意外貿易也順利完之後，陸子銘團隊的核心員們，將全部力投到了對那份驚世發現的鄭和古海圖的深研究與消化之中。這項工作，帶來了遠超預期的、足以改變整個遠航節奏與策略的寶貴收穫。

尾樓那間被臨時改為“圖籍研究室”的艙室，長明燈燭與多盞鯨油燈將空間照得亮如白晝。巨大的桌案上，鄭和古圖的羊皮原件被置於特製的玻璃罩下（以防和氣），周圍鋪滿了它的數份細謄抄副本，以及沈懷舟的筆記、船隊原有的海圖、葡萄牙航海手冊的摘錄、還有沿途觀測記錄和星象測算稿，琳琅滿目，幾乎無下腳。

徐啟是這項工作的靈魂人。他幾乎廢寢忘食，整日伏案，一手持放大鏡，一手執硃筆，在謄抄的副本上做着麻麻的標註和演算。他的案頭還攤開着幾本泛黃的典籍，有元代郭守敬的《授時歷》衍算資料，也有他從澳門耶穌會士那裡搜集來的、關於歐洲天文和氣候的零星記載。

問題最先由一細節的比對引發。在古圖標註的、從“月牙沙”沙洲區域前往古里港的推薦航線上，有一個小小的硃砂批註：“宜趁西南風盛時發，約四十晝夜可達。若遲至八月，風信將轉，逆而難行。” 徐啟下意識地翻出那本從馬六甲葡萄牙商站高價購得、被視為權威的《印度洋航行指南》（抄本），查找對應航段的建議航行時間。指南上寫着：“西南季風穩定期航行此段，約需三十五至五十日，視船隻能。季風轉換期風險增大，不建議八月下旬後啟程。”

看似相似，但徐啟敏銳地捕捉到了那“四十晝夜”與“八月”這兩個時間節點與葡萄牙指南的微妙差異。葡萄牙指南雖提到八月下旬後風險大，但並未明言“逆風”，且其估算的航程時間範圍很寬。而古圖則明確指出“八月風信將轉，逆而難行”，且給出了一個相當確的“四十晝夜”。

“為何會有此差異？”徐啟陷沉思。是鄭和船隊的航海技差異？還是船隻速度不同？抑或……他腦中閃過一個更大膽的猜想。

他立刻召集了沈墨璃、周伯通以及船隊中幾位最富經驗的老火長、舵工，將這個發現提出來討論。眾人一起仔細核對了古圖上其他幾條主要航線的風信時間標註，並與葡萄牙指南、沈懷舟筆記以及幾位老海狗憑記憶口述的傳統經驗進行叉比對。

結果令人驚訝。在多關鍵航段，尤其是在越孟加拉灣和阿拉伯海的開闊水域，鄭和古圖所標註的“適宜航行風信期”與“風信轉換預警點”，與葡萄牙指南的推薦時間存在系統偏差，平均相差約五到十五天。古圖的標註往往更“提前”一些，比如提示某段航線西南風“始盛”的時間比葡萄牙指南早七八天，提示“將衰”或“轉向”的時間也比指南預警得更早。

“這不像是誤差，”一位世代在閩浙沿海船、對季風極其敏的老火長着旱煙，眯眼道，“紅鬼的指南，咱也參照過，有時候是准，有時候總覺得……風頭不如他們說的那麼足，或者該轉向的時候沒轉，讓人把汗。這古圖上的日子，細細一想，倒更和我爺爺那輩老海狗傳下來的某些順口溜……”

徐啟聞言，神大振。他夜以繼日地投到複雜的計算中。他假設了一個前提：如果鄭和古圖的標註是基於當時準確的觀測，而葡萄牙指南是基於十六世紀中後期的觀測，那麼兩者之間的差異，很可能揭示了印度洋季風規律在漫長歲月中發生了緩慢的、但確實存在的變化！

他利用手頭有限的歷史氣候記錄，結合星象周期和地球軌道參數的微小變理論，進行反覆的推演和模擬。

第七日傍晚，徐啟頂着兩個濃重的黑眼圈，但眼中閃爍着無比興的芒，將陸子銘、沈墨璃等核心員再次召集到一起。他在一張巨大的白紙上畫出了複雜的曲線和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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