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秦王圍困的東都城，史大夫鄭熲，雖居王世充所授的高位，骨子裡卻浸着對這位僭主的鄙夷。他潔自好，不肯同流，便將這滿腹的不合作化作一紙紙“病告”，經常稱疾在家，拒不出席朝議，更不沾手半分鄭王政事。

鄭熲出於名聞天下的弘農鄭氏，這一支源遠流長的中原冠冕世家，素以儒學傳家、忠義立。在隋煬帝執政時期，得益於家族的深厚底蘊與自的才德，鄭熲早已步仕途，以其學識和穩重踏實的作風，在朝廷中累積了一定的聲與地位，為門第清貴、前途可期的士大夫階層的一員。

然而，天下大勢劇變於隋末的滔天烽火之中。當王世充於篡奪了隋朝的政權，自行稱帝，建立“鄭國”，並開始收攏前朝員以壯其聲勢之時，鄭熲因其家族背景和過往的聲，不可避免地進了王世充的視線。

王世充當時亟需像鄭熲這樣出高門、有威的重臣來裝點門面，為自竊來的帝位披上一層“眾所歸”的合法外。於是，他強行徵辟鄭熲，授以史大夫這一監察百、位高權重的顯要職位。然而，這表面的恩寵卻掩蓋着強迫的實質。

面對王世充的任命，鄭熲的心充滿了深刻的抵與原則的拒絕。他的不合作並非偶然，而是源於其植於儒家綱常倫理的深厚信念。首先，在王世充眼中引以為傲的“天命所歸”，在鄭熲看來，不過是一場僭越叛的虛偽鬧劇。王世充背主弒君（前期王世充實質控制皇泰主楊侗並最終將其殺害），通過暴力和權謀強取豪奪，建立的是一個基不牢、充滿腥味的篡位政權，這與儒家的忠君思想、君臣大義完全相悖。

鄭熲因深儒家正統理念浸潤，無法認同王世充這種悖逆臣節、犯上作的偽政權。其次，這個權力漩渦的中心，鄭熲以其敏銳的政治察力，清晰地認識到王世充其人的本質，剛過三十而立之年的王世充雖梟雄之才，但心狹隘、多疑好殺、刻薄寡恩。這樣的君主，絕非值得託付和效死的仁德之君，其所建立的政權註定難以長久，追隨他，不僅違背了士大夫的政治倫理，更是將自己綁上了一條通往覆滅的危船。

更為關鍵的是，鄭熲及其家族所代表的北方高門世族，已經逐漸看清了當時天下的形勢走向。李淵在太原起兵，打着擁戴隋室的旗號後必然會逐步取而代之，佔據關中形勝之地，展現出強大的凝聚力與清晰的統一方略，其建立的唐朝政權，更符合士族心目中“天命人心”之所向，代表着正統秩序恢復的可能。鄭熲的不合作，也是基於對整個世家門閥未來投向的潛在判斷。

因此，陷的鄭熲，雖被強行授予高位，卻抱定了誓死不為叛逆之臣的決心。為了表達無聲但最強烈的抗議，他採取了決絕的策略，以患病為由，徹底迴避任何朝廷職責，既不上朝奏事，更不履行史大夫分的任何權力。這種看似消極實則異常剛烈的“非暴力不合作”態度，將他抗拒王世充、堅守節的立場公開化，形同對王世充政權合法的公開蔑視。這令本就極度敏的僭偽之主王世充如芒在背，視為一種巨大的辱和政治上的公然挑戰。

王世充對鄭熲的不合作，最初尚存一利用其名的幻想，期以威或時間消磨其意志。然而，隨着時間推移，特別是當在李世民大軍（唐軍）日益的圍困下搖搖墜，王世充自的統治危機達到頂點時，他的暴本終於徹底發。

王懷文刺殺事件發生後，王世充統治更顯危機，鄭熲在上朝時對王世充說道：“臣聽說佛祖有金剛不壞之，陛下您也真是如此啊！臣實在是萬分幸運，能生在您這位活佛在世的時候。我願意放棄職，剃度出家做和尚，勤勉修行，以此祈求佛祖保佑陛下的神威武功。”

王世充聽後，自然知道鄭熲所說並非真意，實為再次推辭之由，他強怒火道：“鄭大人，你是國家重臣，聲向來很高，突然去當和尚，只會引起世人驚駭。等戰事平息了，我再全你的心愿。”

鄭熲一心辭，不肯讓步，還是堅持請求去做和尚，王世充卻也是鐵了心不允許，朝堂之上，二人最終不歡而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