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核解讀資治通鑒_第986章 高祖武皇帝十五(1)
在玉壁之戰前,高歡另外派侯景帶兵前往齊子嶺。西魏建州刺史楊檦鎮守車箱,擔心侯景侵犯邵郡,就率領騎兵去抵。侯景聽說楊檦來了,砍樹把路截斷了六十多里,即便這樣還是擔驚怕,最後就撤回河了。庚戌日,高歡派段韶跟隨太原公高洋鎮守鄴城。辛亥日,徵召世子高澄到晉會合。
西魏任命韋孝寬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晉封建忠公。當時的人都覺得王思政很會識別人才。
十二月己卯日,高歡因為這次攻打玉壁沒取得戰功,上表請求解除都督中外諸軍的職務,東魏皇帝同意了。高歡從玉壁回軍後,軍中傳言說韋孝寬用定功弩死了丞相。西魏人聽說這傳言後,就下令說:“強弩一發,敵人首領就死了。”高歡聽到這些傳言後,強撐着坐起來接見各位權貴,還讓斛律金唱《敕勒歌》,自己跟着一起唱,唱着唱着就悲傷得流下了眼淚。
西魏大行台度支尚書、司農卿蘇綽,這人忠誠又節儉,一直把國家戰未平當作自己的責任,推薦賢能的人,整頓各項政務。丞相宇文泰對他推心置腹,信任有加,沒人能離間他們。宇文泰有時候外出,常常預先在空白紙上籤好名給蘇綽;要是有需要理的事,蘇綽就據況自行理,等宇文泰回來,彙報一下就行了。蘇綽常說:“治理國家的道理,就像慈父護子一樣關百姓,像嚴師教導學生一樣訓誡百姓。”每次和公卿大臣討論事,常常從白天一直談到晚上,不管大事小事,他都了如指掌,像在手掌上指東西一樣清楚。最後因為勞累過度,生病去世了。
宇文泰非常痛心惋惜,對公卿們說:“蘇尚書一生廉潔謙讓,我想全他一向的志向,又怕那些無知的人不理解;要是給他優厚的贈謚,又違背了我們往日相互了解的心意;怎麼做才好呢?”尚書令史麻瑤越級進言說:“節儉,最能彰顯他的德。”宇文泰聽從了這個建議。把蘇綽送回武功安葬,只用一輛布車運載靈柩,宇文泰與各位公卿步行送靈柩出同州城外。宇文泰在車後灑酒說道:“尚書一生做的事,有些連他的妻子兒、兄弟都不知道,我卻都知道。只有你懂我的心思,我也了解你的志向,正想和你一起平定天下,你卻突然離我而去,這可怎麼辦啊!”說完放聲痛哭,不知不覺手中的酒杯都掉落了。
東魏司徒、河南大將軍、大行台侯景,他右腳稍微短一點,騎馬箭不是他的強項,但他很有謀略。像高敖曹、彭樂等將領,都是當時勇猛無比的人,可侯景常常看不起他們,說:“這些人就像野豬橫衝直撞,能什麼氣候!”侯景曾經對丞相高歡說:“要是給我三萬士兵,我就能橫行天下,我一定要渡過長江,把蕭衍那老頭綁來,讓他去當太平寺的主持。”高歡就讓他率領十萬大軍,專門負責河南地區的事務,對他的倚重就像自己的一半。
侯景向來輕視高澄,曾經對司馬子如說:“高王在世的時候,我不敢有什麼異心;高王要是不在了,我可不能和那個鮮卑小子(高澄)一起共事!”司馬子如趕捂住他的。等高歡病重的時候,高澄偽造高歡的書信召侯景回來。之前,侯景和高歡約定說:“現在我帶兵在外,離得遠,容易被人騙,您給我寫的信,都請加上一個微小的記號。”高歡答應了。侯景收到信後,發現沒有記號,就借口不來;又聽說高歡病得很重,就採用他的行台郎潁川人王偉的計策,擁兵自重。
高歡對高澄說:“我雖然生病了,但看你臉上的憂慮比我還多,為什麼呢?”高澄還沒來得及回答,高歡就說:“是不是擔心侯景反叛啊?”高澄回答說:“是的。”高歡說:“侯景在河南獨攬大權已經十四年了,一直都有飛揚跋扈的心思,只不過我能駕馭他,你可駕馭不了。現在天下四方還沒平定,先別急着發喪。庫狄干是個老鮮卑人,斛律金是個老敕勒人,他們格剛直,始終不會辜負你。可朱渾道元、劉生遠道來投奔我,肯定不會有二心。潘相樂本來是個出家人,心地平和寬厚,你們兄弟應該能得到他的助力。韓軌這人有點憨直,你要寬容對待他。彭樂心思難測,要小心防備他。能對付侯景的,只有慕容紹宗,我故意不給他高職位,留下來給你用。”又說:“段孝先(段韶)忠誠、正直、仁、寬厚,智勇雙全,咱們親戚當中,就數這孩子行,軍隊里的大事,你要和他一起謀划。”還說:“邙山之戰,我沒聽陳元康的話,給你留下了患,死了都閉不上眼啊!”潘相樂是廣寧人。
【核解讀】
這段歷史記載如同一場波瀾壯闊的權力棋局,各方勢力的博弈與人的複雜在字裡行間展現得淋漓盡致,其中諸多細節值得細細品味。
侯景的行為堪稱世中軍閥心態的典型寫照。他右足偏短卻野心,憑藉智謀輕視一眾勇將,那句 “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 的豪言,既顯其膽識,也埋下了驕縱的患。他與高歡的 “微點約定”,看似是防詐的細節,實則暗示了君臣間難以言說的猜忌,為日後的背叛埋下伏筆。而他對高澄的輕視,更是將軍閥 “只認實力不認傳承” 的生存邏輯暴無,這種心態在權力接的真空期極易引發。
高歡的臨終布局則盡顯梟雄的深謀遠慮。他對麾下諸將的格與忠誠度了如指掌,準點出慕容紹宗可敵侯景卻故意不重用,這種 “藏於” 的用人策略,現了他對權力傳承的周考量。同時,他對邙山之戰未聽陳元康之言的悔恨,既顯出決策失誤的憾,也反襯出世中戰略選擇的生死攸關。不過,他放任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雖有 “畜養” 之,卻也為後代留下了巨大患,這或許是強權者晚年難以避免的權力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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