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因風眩症日益加重，頭暈目眩、難以親理政務，遂於朝堂之上提議讓武後“攝知國政”，暫代自己理國家大事。這一舉措本是出於對朝政運轉的考量，卻立刻遭到宰相郝俊、李義琰等重臣的激烈反對。

郝俊言辭懇切卻態度堅決，以“天子理外，後理，天之道也”為據，強調男有別、外各司其職乃天道倫常，若讓天後干預外朝政務，便是違背祖制、擾綱常，於國於禮皆不可行。李義琰等大臣亦紛紛附議，認為皇權豈可輕易假手於後妃，朝堂之上反對聲浪此起彼伏，李治迫於群臣力，不得不暫時擱置讓武後攝政的計劃。

然而，武後並非輕易妥協之人。面對外朝大臣的聯合抵制，深知若想在權力中心站穩腳跟，必須突破舊制束縛、培植自己的勢力。於是，暗中謀划，悄然組建了一支特殊的文人集團——“北門學士”。

心挑選了劉禕之、元萬頃、范履冰等頗有才學卻在朝堂上尚未居要職的文人，賦予他們參與機要決策的權力。

這些“北門學士”以編修《列傳》《臣軌》等着作為名，實則穿梭於宮廷北門（即玄武門），繞過外朝宰相機構，直接向武後彙報政務、提供建議。

他們不僅在文墨上為武後構建倫理綱常層面的理論支持，更在實際政務中分擔宰相之權，參與詔令起草、政策商議等核心事務，為武後安在朝政中的“智囊團”。

“北門學士”的設立，如同在鐵板一塊的外朝勢力中打開了一道缺口。武後藉此逐步滲權力中樞，擺對舊臣的依賴，為日後掌權乃至稱帝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礎。

周國公府，武承嗣和武三思正圍坐在一張桌子前，面凝重地商議着什麼。

武承嗣皺起眉頭，低聲音對武三思說道：“如今陛下患風疾，無法理朝政，只能讓天後娘娘暫時攝政。這可是我們武家崛起的絕佳機會啊！”

武三思聽後，卻緩緩地搖了搖頭，一臉憂慮地說：“雖說如此，但我們才剛剛被召回京城，基尚淺，切不可輕舉妄。況且，天後娘娘對我們的父親可是心存芥，未必會給我們機會。”

武承嗣聞言，不沉默了下來，他知道武三思所言不無道理。天後娘娘權勢滔天，手段狠辣，要想在面前嶄頭角並非易事。

過了一會兒，武承嗣才緩緩點頭，說道：“你說得對，我們確實需要從長計議，不能急於一時。不過，機會難得，我們也不能坐視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