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知新，生卒年不詳，唐玄宗天寶末年地方良吏，天寶十四載（755年）出任許州襄城（今河南襄城）縣令。時值大唐由盛轉衰的關鍵節點，安史之的霾籠罩天下，作為直面民生與戰的基層主，他於局中堅守職責，在維持地方秩序、保障軍需供給等方面功績卓着，其行事見於同期戰時文書，為盛唐崩塌之際基層員擔當的影。

天寶年間的襄城，地中原腹地，南接荊襄、北通河，既是漕運要道，亦是軍事屏障，戰略地位舉足輕重。此時的大唐看似繁華，實則憂外患織：均田制瓦解導致流民激增，土地兼并日益嚴重，而節度使權力膨脹形的“輕外重”格局，已為戰埋下患 。徐知新到任時，朝政昏暗，賦稅苛重，加之天寶十四載八月朝廷臨時停罷水陸運京糧儲，地方財政與民生力陡增。他深知縣令一職系地方安危，下任伊始便整頓吏治，清查戶籍，安逃戶，推行輕徭薄賦之策，力圖在世前夕穩固地方基。

徐知新的核心功績，集中現於戰時軍需供給與地方治理的雙重擔當。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在范起兵反叛，叛軍席捲河北、河南，中原各州府猝不及防 。襄城作為軍抵叛軍南下的重要據點，迅速為軍需轉運樞紐。當時唐軍軍費開支浩大，每年需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而中央統收統支的財政系已難以為繼，“當道自供”模式為地方供軍的主要方式。徐知新嚴格遵循“之固者與地之遠者以供軍”的原則，統籌縣財稅，截留應京的糧帛資，優先保障過境軍的糧草與甲供應。

為解軍需之急，徐知新創新調度模式：一方面清理縣正倉儲備，按《唐倉庫令》“預准來年應須糧祿之數”留足地方用度後，盡數調撥軍方；另一方面協調周邊村鎮，推行“就近供軍”策略，減資轉運損耗，同時登記民間餘糧，以公平價格和糴，既保障了軍糧充足，又避免了強征擾民。戰初期，江淮荊襄財賦轉運阻，襄城的軍需供給一度陷困境，徐知新親赴鄰縣協商，藉助區域財政依存關係互通有無，甚至截留途經本縣的他州轉運資，經上報度支司核准後補充軍需，展現出極強的應變能力。

在維持地方秩序方面，徐知新同樣不餘力。叛軍襲擾導致周邊州縣流民湧襄城，社會加劇。他迅速劃定安置區域，開倉賑濟，同時組織鄉勇組建地方防衛力量，晝夜巡查城防，防範叛軍散兵與盜匪劫掠。針對戰中可能出現的價飛漲、商囤積等問題，他設平價市，嚴打投機倒把，確保民生基本所需。其治理下的襄城，在中原大地多數州縣淪陷或混的局勢中，始終保持相對穩定，為流亡百姓的避難所，也為軍提供了穩固的後方基地。

安史之發後，中央權威衰落，地方州府自主權進一步擴大，徐知新的作為正是這一歷史背景下基層員的典型寫照。他既恪守朝廷法度，按規申報軍需調度、登記賬目，又能據實際況靈活置，在“統收統支”與“財稅三分”的過渡階段，踐行了地方主的職責擔當。其事迹雖未載正史列傳，卻通過戰時文書中的軍需調度記錄、糧帛收支賬目等零散史料得以留存，見證了世中基層治理的韌。

徐知新的一生，雖無驚天地的偉業，卻在平凡的縣令任上，以務實的舉措、堅定的擔當，在盛唐崩塌的世中守護一方百姓，保障軍需供給，為安史之前後基層員群的影。他的行事既現了唐代地方治理系的運行邏輯，也彰顯了儒家“守土有責”的為理念，其事迹雖湮沒於歷史長河，卻為後世留下了關於世治理與為擔當的珍貴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