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泳，活躍於唐德宗貞元後期至憲宗元和前期的着名地方員，以“清簡”為政着稱，元和初年出任濮州刺史，是中唐“元和中興”背景下地方治理的典範人。濮州作為唐朝上州，轄鄄城、濮、范縣等五縣，轄境橫今山東、河南多地，既是中原漕運沿線的重要節點，也是藩鎮割據局勢下的戰略要地。刺史為從三品高，總攬一州軍政民務，掌清肅邦畿、勸課農桑、考核吏之責，徐泳能居此要職，足見朝廷對其品行與才幹的認可。

徐泳出儒學世家，自秉持“修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早年通過科舉仕，歷任縣尉、縣令、州司馬等職，逐步積累地方治理經驗。他為始終堅守“清簡”之道，不尚奢華、不事繁苛，所到之皆以安民生為要，在基層任職時便因革除弊政、恤民而廣讚譽，其政績經吏部考核屢次獲評優異，最終得以晉陞上州刺史。

元和初年，徐泳赴任濮州時，正值朝廷全力推進“元和中興”，着力整頓藩鎮、恢復經濟的關鍵時期。彼時濮州雖未直接捲藩鎮叛，但周邊割據勢力影響，漕運阻、農桑凋敝，加之此前吏苛政擾民，百姓逃亡現象嚴重。徐泳到任後，謹遵“清簡”準則，首先整頓吏治，裁汰冗餘僚屬，嚴吏巧立名目搜刮民財，明確賦稅徵收標準，讓百姓明明白白納稅。他以作則，生活節儉，將州府開支大幅減，省下的經費盡數用於民生改善。

在經濟恢復方面，徐泳深知濮州地黃河流域，農業是本。他親自勘察境水利設施，主持修繕廢棄渠與堤壩，保障農田灌溉；同時推行“輕徭薄賦”政策，對流亡歸來的百姓給予田畝補，鼓勵墾荒耕種。針對漕運不暢的問題，他積極聯絡朝廷轉運使，疏通濮州境運河支線，保障資流通，既緩解了關中糧荒力，也帶了本地商貿復蘇。短短數年，濮州便呈現出“田疇墾闢、商旅往來、民無流徙”的安定局面。

徐泳治理地方注重“以德化人”，而非單純依賴刑罰。他在州府設立儒學館，延請飽學之士授課，鼓勵百姓子弟學；同時規範地方司法，慎用刑罰，對民間糾紛盡量以調解方式化解，做到“獄無滯案、民無冤”。其墓誌記載他“為政寬和而不失法度，清簡而不廢實務”，所轄五縣百姓安居樂業，甚至有鄰州百姓慕名遷徙而來。

元和中期，藩鎮叛平定後，朝廷考核天下州府政績，徐泳因治理濮州效卓着，到唐憲宗的表彰，被擢升為更高品級的地方長。他離任濮州時，百姓沿途相送，為其立碑頌德，念其清簡為政之恩。此後，徐泳仍堅守初心，在新的任上繼續推行寬仁清簡的治理理念，為中唐時期地方穩定與經濟復蘇作出了重要貢獻。

徐泳的生平雖未單獨載正史，但“以清簡稱”的為之道，在藩鎮割據、朝政複雜的中唐時期尤為可貴。他以從三品上州刺史之職，紮地方、務實為民，用清廉的守與高效的治理，詮釋了古代良吏的擔當，為“元和中興”背後不可或缺的基層治理力量，其事迹通過墓誌流傳後世，為歷代為者所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