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商，字號雖未詳載於正史，但其人生軌跡與唐宣宗李忱在位的“大中之治”深度織，以清正持重之姿至宰相，為晚唐政治舞台上一位以“寬簡”着稱的重要員。其生平事迹雖散見於《舊唐書》《新唐書》及唐代文人碑記中，卻仍可勾勒出一位循吏名臣的清晰廓。

徐商出於宦世家，其家族在中唐以後便有仕宦傳統，這為他早年接系統教育、悉場規則奠定了基礎。史載其“博通經史，尤《禮記》”，青年時期以科舉仕，初授地方佐，憑藉紮實的學識與務實的作風逐步晉陞。在地方任職期間，他便展現出“不務苛察，重民生息”的治理理念——任地方縣令時，恰逢轄區遭遇旱災，他並未照搬朝廷苛捐雜稅之令，而是上奏朝廷請求緩徵賦稅，並組織百姓開渠引水，最終緩解災，當地百姓為其立碑記功，這也為他“為政寬簡”思想的早期實踐。

唐宣宗即位後，朝廷亟需一批能革除穆宗、敬宗以來弊政的員，徐商因地方政績突出被調中央，歷任刑部員外郎、戶部郎中、史中丞等職。在刑部任上，他針對當時司法審判中“刑訊過濫、冤案迭出”的問題，奏請修訂《大中刑律統類》的配套細則，主張“審案需重證據，絕供”，推朝廷規範司法流程，減了冤假錯案的發生；任史中丞時，他秉持公正，彈劾了數名貪贓枉法的地方節度使屬，即便涉及權貴也不退，雖因此得罪部分朝臣，卻贏得了宣宗“剛正不阿，可任大事”的評價，為其日後拜相埋下伏筆。

大中十二年（858年），徐商因在戶部任上功調配糧草、緩解江淮地區糧荒，被宣宗擢升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正式躋宰相之列，為朝政核心決策者之一。彼時唐朝雖於“大中之治”的餘暉中，但有宦勢力暗流涌，外有藩鎮割據患未除，徐商拜相後，始終以“寬簡為政，穩定大局”為核心策略，主要政績集中在三個方面：其一，在經濟上，他反對過度搜刮百姓，奏請廢除江淮地區多項苛捐雜稅，同時鼓勵農民開墾荒田，由府提供種子與農，短短兩年間，江淮地區耕地面積增加，糧價穩定，為朝廷提供了穩定的財稅來源；其二，在軍事上，他主張“以安為主，武力為輔”理藩鎮問題——面對德節度使王紹鼎死後的權力真空，他力排“派兵鎮”的提議，奏請宣宗任命王紹鼎之弟王紹懿繼任，避免了藩鎮兵，同時加強中央對藩鎮的財稅監管，既維護了地方穩定，又強化了中央權威；其三，在人才選拔上，他主持科舉考試時，堅持“重才德，輕門第”，錄取了一批出寒門卻有真才實學的士人，其中就包括後來為晚唐名臣的劉瞻，為朝廷注了新鮮。

徐商為相期間，始終保持低調務實的作風，從不結黨營私，也不追求奢華生活。史載其“居相位三年，所居宅第仍為仕時所購，未嘗增修”，日常飲食也極為簡樸，與當時部分員的奢靡之風形鮮明對比。他與同為宰相的崔慎由配合默契，兩人均以“寬簡”為治政原則，共同輔佐宣宗維持朝政穩定，史稱“宣宗末年，朝政清明，商與慎由之力居多”。

大中十三年（859年），唐宣宗病逝，唐懿宗即位。由於懿宗更傾向於任用迎合自己的員，徐商的“寬簡”政策逐漸被激進的改革措施取代，他也於咸通元年（860年）主請求辭去宰相之職，外放為荊南節度使。在荊南任上，他依舊沿用“寬簡”治理，減輕百姓徭役，修復長江堤防，當地社會秩序井然，百姓安居樂業。數年後，徐商因年老弱請求致仕，朝廷准其返回長安養老，最終病逝於家中，追贈太尉，謚號“文懿”。

徐商的一生，始終以“寬簡”為治政核心，無論是地方任職還是居宰相，都堅持恤百姓、穩定大局，在晚唐的政治環境中，為“大中之治”的延續與地方的穩定作出了重要貢獻。他的為之道，不僅為晚唐循吏的典範，也為後世員提供了“以寬治國，以簡行政”的寶貴借鑒，其事迹雖未被單獨列傳詳述，卻在正史的字裡行間，留下了一位務實名臣的清晰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