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六國政權更迭的世洪流中，後秦末主姚泓的婿徐眾（一說名徐嵩），以悲劇角定格於歷史。他後秦覆亡之際，在東晉劉裕大軍破長安後，聚殘餘勢力抗晉，最終兵敗死，為後秦滅亡時堅守氣節的孤臣代表。其生平散見於《晉書》《宋書》等史籍，雖記載零星，卻折出十六國末期政權崩解時臣子的艱難抉擇，更見證了劉裕北伐中北方殘餘勢力的最後掙扎。

關於徐眾，史籍存在“徐眾”與“徐嵩”的姓名爭議，為其生平蒙上迷霧。《晉書·姚泓載記》稱其“姚泓婿徐眾”，《宋書·檀道濟傳》《南史·劉榮祖傳》則記“徐嵩”率部抗晉。後世學者考證，“眾”與“嵩”或因字形相近致誤，或為同一人異稱，結合份與事迹吻合度，可推斷二者實指一人。行文暫以《晉書》“徐眾”為稱，兼顧“徐嵩”之說，還原其份廓。

無論姓名記載如何，徐眾核心份明確——後秦末主姚泓的婿，這決定了他在後秦政權的特殊地位。後秦由羌族姚萇建立，姚興時期達鼎盛，疆域囊括關中、隴右及河南部分地區，與東晉、北魏三足鼎立。姚泓繼位（416年）時，後秦已衰落，朝政混，宗室爭鬥不斷，外有劉裕北伐與北魏威脅。作為皇室婿，徐眾雖無高要職的明確記載，卻屬統治核心圈，與姚氏宗室休戚與共，為日後國破抵抗埋下伏筆。

姚泓時期的後秦，軍事力量大不如前。姚興晚年窮兵黷武，與北魏、赫連夏連年征戰，國力損耗嚴重；姚泓格懦弱，繼位後無力掌控局勢，宗室姚弼、姚懿等先後叛，進一步削弱統治基。徐眾此境，雖未直接參与朝政，卻目睹後秦從勉強支撐到搖搖墜的全過程。其貴戚份，讓他無法像普通士族般在政權更迭中全而退，被綁定在姚氏王朝命運車上，註定迎接末世風暴的考驗。

徐眾的命運轉折，與東晉劉裕北伐相連。東晉義熙十二年（416年），劉裕平定、鞏固朝權後，以“恢復中原”為名，發針對後秦的大規模北伐。他制定“五路並進、合圍長安”戰略，派王鎮惡、檀道濟、沈田子等名將北上，兵鋒直指後秦腹地。

北伐大軍進展神速，檀道濟部先克許昌、，王鎮惡部沿渭水西進，勢如破竹。後秦軍隊雖力抵抗，卻因部矛盾重重、兵力分散，屢戰屢敗。姚泓親率大軍迎敵，卻在潼關、渭橋等地接連戰敗，麾下將領或降或死，軍心渙散。義熙十三年（417年）八月，王鎮惡破長安城門，姚泓見大勢已去，率宗室百投降，後秦滅亡，立國三十四年。

長安陷落時，城中大。劉裕大軍城後雖一度約束軍紀，但隨着北伐軍與當地勢力矛盾加劇，及劉裕急於返東晉爭皇位，長安局勢漸失控。姚氏宗室及後秦舊臣或被誅殺，或被迫歸附，徐眾作為姚泓婿，既未隨降，也未出逃，選擇潛伏，暗中聯絡殘餘勢力，伺機反撲。他深知劉裕北伐旨在為篡晉積累資本，長安作為北方重鎮，劉裕不會長期駐守，大軍東撤便是復國良機。

此時徐眾面臨三重困境：後秦主力被殲，殘餘勢力分散，難快速集結；劉裕留檀道濟、沈田子等銳駐守長安；關中歷經戰，百姓流離，對後秦認同大減，難獲廣泛支持。即便如此，他仍以皇室婿份號召，秘聯絡關中羌族部落、後秦舊將及不滿東晉統治的地方勢力，漸聚集數千人隊伍，為殘餘勢力核心領導者。

劉裕在長安僅停留兩月，因東晉部劉穆之病逝，急於返回建康（今南京），留下十二歲的兒子劉義真鎮守長安，以王鎮惡、沈田子、王修等輔政。劉裕東撤後，長安守將矛盾激化，沈田子因與王鎮惡不和，設計誅殺王鎮惡，王修又殺沈田子，關中局勢陷混，為徐眾叛提供絕佳時機。

義熙十三年（417年）末，徐眾見守將自相殘殺、軍心不穩，率殘餘勢力在長安周邊叛。他採取“連營叛逃”策略，將部隊分散部署於長安近郊渭水兩岸及武功、咸等地，連營數十里，形包圍態勢。此戰可避免被東晉軍集中殲滅，又能襲擾長安糧道與通線，試圖以持久戰消耗守軍實力。

徐眾叛引發連鎖反應，關中後秦舊部與地方勢力紛紛響應，叛範圍擴大。東晉守將劉義真年，輔政王修雖試圖平叛，卻因兵力有限、指揮不力屢屢挫。徐眾多次擊敗東晉軍小規模進攻，一度攻至長安城下，威脅東晉在關中統治。劉裕震驚，急派檀道濟、劉榮祖率軍北上馳援。

檀道濟是劉裕麾下名將，“勇冠三軍、善用謀略”，北伐中屢立戰功；劉榮祖驍勇善戰，常衝鋒陷陣斬敵主將。二人抵關中後，調整戰，集中兵力猛攻叛軍連營。先克徐眾部署在武功的大營，斬叛軍數千人，打破包圍；再沿渭水西進，逐個擊破營壘，將徐眾主力至咸附近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