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眾見連營被破，收攏殘部與檀道濟、劉榮祖大軍決戰。決戰中，他先士卒，率叛軍勇衝鋒，試圖突破防線。但叛軍多為臨時聚集的烏合之眾，缺乏統一指揮與正規訓練，面對東晉銳猛攻，很快陣腳大。檀道濟正面牽制，劉榮祖率騎兵繞後突襲，叛軍腹背敵，全線崩潰。徐眾在軍中力抵抗，中數箭，最終被劉榮祖麾下將領擒獲，殘餘勢力徹底剿滅。

徐眾被俘後，檀道濟為震懾關中殘餘勢力，下令將其斬首示眾，隨後清算參與叛的後秦舊部，關中抗晉浪平息。徐眾之死，標誌後秦殘餘勢力復國企圖破滅，為劉裕北伐收。

從歷史結局看，徐眾抵抗是場悲劇。他後秦覆滅末世，憑皇室婿份與一腔忠義，聚烏合之眾抗東晉銳，如以卵擊石，失敗早已註定。但從另一角度，其抵抗並非毫無意義——既是對姚氏王朝的最後忠誠，也是十六國時期北方數民族政權漢化中，臣子“忠義”觀念的集中現。後秦雖為羌族政權，卻深漢文化影響，姚興推崇儒學、重用漢族士大夫，“忠君國”觀念深統治階層。徐眾此熏陶，國破家亡時選擇抵抗，而非投降，正是這一觀念的實踐。

徐眾事迹雖記載簡略，卻對後世有一定影響。唐代房玄齡《晉書》為其立傳，記“聚殘眾叛逃”“為檀道濟所滅”，視其為後秦滅亡的代表人；宋代司馬《資治通鑒》詳載其叛背景與過程，結合劉裕北伐、長安守將鬥等事件，還原十六國末期關中混局勢。

從歷史進程看，徐眾抵抗是北方政權在東晉北伐力下的最後掙扎。劉裕北伐雖未長期佔據關中，卻沉重打擊北方數民族政權，為隋朝統一奠定基礎。徐眾作為“失敗者”，事迹雖不彩，卻歷史鏡子，映照世中個在時代洪流的渺小與無奈，讓人窺見十六國政權更迭的殘酷複雜。

關於徐眾的歷史評價，歷來爭議不斷。支持者認為，他國破家亡時拒降抗晉，現“忠臣不事二主”的忠義，即便失敗也值得肯定；反對者則稱後秦腐朽、姚泓無能，滅亡是必然，徐眾抵抗是“愚忠”，未救後秦反讓關中百姓再陷戰，加劇。

客觀而言，徐眾行為有可肯定之，也有局限。從忠義角度，政權覆滅後選擇抵抗，不苟且生，符合當時對“忠臣”的期待，尤其在後秦漢文化影響的背景下，道德合理；從歷史發展看，後秦滅亡是多因素所致，劉裕北伐順應“統一”趨勢，徐眾抵抗逆歷史流，註定失敗。此外，其抵抗確給關中百姓帶來額外戰，致更多人流離，這是不可忽視的負面影響。

徐眾的爭議，恰恰反映十六國歷史的複雜。此時期政權更迭頻繁，民族矛盾尖銳，“忠君”與“國”觀念常與政權歸屬、民族認同織，難用“忠義”或“愚忠”簡單評判。徐眾作為後秦貴戚，選擇是個人品格與時代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他的悲劇，不僅是個人悲劇，更是十六國時期北方數民族政權在漢化與統一進程中的必然歷史悲劇。

徐眾（徐嵩）的一生，短暫而模糊，卻在十六國歷史長河中留下獨特印記。他是後秦滅亡的見證者，長安抗晉的領導者；是皇室貴戚，也是世孤臣。其事迹雖散見史籍，卻為我們還原了十六國末期政權更迭的殘酷複雜，讓人窺見那個時代臣子的忠義與無奈。

在歷史坐標中，徐眾或許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人，但他的選擇與結局，折出宏大歷史主題——世中，個如何在忠誠與求生、堅守與妥協間抉擇？這既是個人品格的考驗，也是時代環境的產。徐眾選擇抵抗，即便失敗，也以生命踐行對後秦的忠誠，為十六國時期“孤臣孽子”的典型。

一千六百餘年過去，長安戰火早已熄滅，後秦迹湮沒塵埃，但徐眾事迹仍值得銘記。他的故事，是一段歷史的影，更是一面鏡子，讓我們反思世中的人與道德，歷史的厚重複雜。在那個政權更迭如走馬燈的時代，徐眾以自己的方式，在歷史畫卷上留下一筆，為十六國時期不可或缺的歷史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