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的冬雪，把元寶山電廠的廓描得格外清晰。91米高的塔爐像尊銀巨人，212吊杆牽着彈簧組件，穩穩懸着5500噸重的設備——後來李春總說，那吊杆多像他們這代人，一頭拴着理想，一頭墜着生活，得綳得，又得留着韌勁兒。

我帶着集控八零一班的學生來實習那天，集控室的溫暖裹着煤味，李春正盯着儀錶盤記參數。他是爐七三一班的，藍布工裝袖口磨出了邊，鋼筆別在口，筆帽上的漆掉了大半。見我進來，他連忙起，遞來椅子：“楊老師，這30萬機組的曲線，比課本上難辨多了。”那時誰也沒料到，這個總把“參數要記死，作要留活”掛在邊的年輕人，會在二十年後，牽着妻子的手重新走進校園。

畢業分配的日子來得比預想中急。我協助付志老師和學生談話時，辦公室的窗玻璃結着冰花，每進來一個學生，哈氣都會在玻璃上融出一小片霧。大多數人攥着家庭況表，聲音得低：“老師，我家就我一個男孩子，城裡還有老母親”“我對象在機床廠，要是分去元寶山，這婚事就黃了”。

到李春時，他把表往桌上一放，指尖敲了敲“家庭員”那欄——“對象李麗春，咱班的。只要把我倆分在一起，去哪都行。”他說話時腰桿得直，眼神卻不自覺飄向窗外，那裡有幾個生正湊在廊下說話，李麗春的藍圍巾在雪地里格外顯眼。

我剛要開口，他又補了句，聲音輕了些：“我和麗春中學畢業就扎進農村，面朝黃土背了三年鋤頭。”他垂着眼，睫上沾了點從窗飄進來的雪粒，“現在好不容易回城讀了書，要是再去個連棵樹都長不活的地方，我不怕苦，就怕跟着我委屈。”我見過李麗春，高挑漂亮，寫出來的字秀氣又工整。

我想起勘探元寶山電廠的設計人員說過的話：那地方就是一片黃沙，大風刮起來，幾米開外看不見人，冬天冷得能把鋼筆水凍住，夏天熱得能在沙子里把蛋悶。

畢業分配誓師會那天，教室里的國旗掛得格外鮮艷。同學們流站起來表態，“我是黨的一塊磚，東西南北任黨搬”“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聲音此起彼伏，震得窗玻璃都發。

直到李春走上講台，教室里突然靜了。他沒拿稿子，雙手撐着講台沿，目掃過全班：“我要求去元寶山。那裡要建中國第一台300兆瓦機組，課本上的理論，得在實際上練才管用——我的青春，想擱在能派上用場的地方。”

台下有人竊竊私語，他卻突然笑了，聲音提了提：“還有，去元寶山也是李麗春的願。”他指了指李麗春的方向。同學們都齊刷刷看向最後一排，李麗春的臉瞬間紅，把頭深深埋在書桌上，藍圍巾的邊角還在輕輕抖。

李春最後提高嗓門，像是宣告，又像是承諾：“李春去哪，李麗春就去哪。”這句話落音的瞬間，教室里的掌聲像炸開的雷，連付老師都紅了眼，會後拉着我嘆：“多好的青年，多真的，要是多幾對這樣的，咱們的分配工作哪用這麼犯難。”

李春去元寶山的那年夏天，我收到過一張明信片。照片上是還在建設的元寶山電廠塔式鍋爐，鋼架着，像巨人的骨骼。背面是李春的字，筆鋒剛：“楊老師，麗春種的向日葵發芽了，就在宿舍窗檯下，說等鍋爐建，花就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