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到元寶山的第七年，了單元長，管着整個機組的啟停。在單元控制室他講了個運行案例，我至今難忘。

那天機組啟，汽機低速暖機後脹差仍然超限，李春剛把暖機時間加長，廠長史大楨就來了，語氣急得發沉：“電網缺電，趕開大汽門升速！”

李春沒，翻開運行日誌攤在廠長面前：“史廠長，按規程，脹差超限不能強行升速，您要是堅持，就請在日誌上簽字。”廠長盯着日誌上的參數，又看看他，眉頭皺了半天，最終沒下筆，轉走了。

“楊老師，當運轉員就得有自己的主見，不能盲目服從。”他說這話時，指尖無意識挲着茶杯沿，“那天要是聽了命令，機組可能就會振損壞。我要是出了事故，麗春怎麼辦？還等着我陪看今年的向日葵呢。”

後來我每次給學生上課，都會把這個案例講一遍——不僅講規程的重要，還講那個藏在“責任”背後的名字。

有一年夏天，我又帶着學生去元寶山電廠實習時，李春領着我登上了爐頂。91米的高度，爬梯時風裹着煤灰往領里鑽，他卻走得輕快，說每天都上來巡檢。到了爐頂，風真的不一樣：南面是老哈河，像條銀的玉帶繞着電廠；北面是片的莊稼地，綠油油的玉米稈隨風晃；東面是家屬區，樓房一排挨一排，最前排的那棟，窗台上擺着兩盆向日葵，花盤朝着太，金燦燦的。“那是我家。”李春指着窗台上的向日葵說：“在爐頂能看見家裡的向日葵，就像看到李麗春一樣興。”

學校建模擬電廠那年，急需懂實際運行作的培訓工程師。集控教研室開推薦會時，我第一個報了李春的名字。有人猶豫：“他在元寶山是骨幹，人家能願意回來嗎？”教研室主任說：“放心，這是東北電業管理局下的令，調的就是技骨幹。”

半個月後，我在學校門口看見他們倆。李春還是穿着藍工裝，手裡拎着兩個大箱子，李麗春跟在旁邊，手裡抱着一盆向日葵。“楊老師，”李春笑着迎上來，“模擬電廠能培訓更多運轉員，比我一個人守着機組更有意義。”李麗春補充道：“學校的花壇空着，我把花帶回來了，等明年，就能種出一片向日葵。”

如今學校的模擬電廠里，總能看見他們倆的影。李春在控制台前教學生看曲線，李麗春就在旁邊整理資料，偶爾抬頭，兩人的目到一起，會相視一笑。有次我路過，聽見學生問：“李老師，您當年為什麼非要和師母一起去元寶山呀？”

李春指着模擬鍋爐模型上的吊杆，說：“看見沒？這吊杆牽着設備，一都不行。我和你師母，就像這吊杆，得一起繃著，一起扛着，日子才能穩當——青春也是這樣，得和對的人一起，擱在對的地方，才不算白過。”

窗外的向日葵開得正好，過玻璃灑進來，落在他們上，也落在那座銀的鍋爐模型上——像極了當年元寶山爐頂的，溫暖，又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