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里斯本後的哈依姆，沒有在葡萄牙多做停留，他一路向北，穿過西班牙的首都馬德里，一座充滿歷史的城市，最終，他終於踏上了“新歐盟”的土地，並在法國南部的工業重鎮圖盧茲待了幾天的時間。

在這裡，他久違地看到了過去歐洲國家那份悉的樣貌，那份在戰前被視為常態的多元與包容。這裡沒有親外星勢力那些令人反的宗教儀式與狂熱崇拜，也沒有“人類至上派”那種極端的排外緒與種族主義。

“抵抗派”的理念，在這裡得到了最完的詮釋，他們向來不是主出擊，製造對立，而是儘可能的保持防守姿態，維護人類的尊嚴與自由，直到對手到了他們的紅線，他們才會做出強烈而果斷的回擊，堅韌與剋制，是獨屬於“抵抗派”的標誌。

在到達法國首都黎時，這座被譽為“之城”的國際大都市，其繁華與科技，讓哈依姆到一驚喜。在這裡，他第一次看到了用上義科技的普通平民，他正練地控着那隻仿生機械臂，在塞納河畔散步。

出於人類對科技發展的好奇與作為報販子的職業習慣，哈依姆住了這個小夥子，並表示自己希能和他深流一番，了解義科技對普通人生活的影響。那人看出了哈依姆外來遊客的份，便很爽快地答應了。於是，雙方在塞納河邊的一家天餐館坐了下來，那份悠閑與平靜，與哈依姆之前的經歷形了鮮明對比。

哈依姆先是從對方口中得知了他的份。這位名馬修的年輕人，曾經是一位年輕的法國軍人，在數年前作為援烏部隊的一員，在扎波羅熱戰役中，被俄軍無人機投下的集束炸彈炸傷了左臂。

由於戰地醫療資源張，得不到及時的救治，他最終被迫截肢，失去了自己的左臂。雖然戰爭已經結束了許多年，那份創傷卻從未癒合。可每當他看向自己缺失的左臂，那份冰冷的空虛，一無言的憤慨與悲傷，便會如同水般，瞬間席捲全，那份痛苦，深骨髓。

由於的不健全，以及那份永久的創傷，這位年輕人可謂是為此吃盡了苦頭。離開軍隊後，他那份殘疾的份，不僅讓他在就業市場上到排斥，求職屢屢壁，就連日常生活都難以自理，那份絕，讓他一度陷低谷。

從他口中，哈依姆得知，像這位年輕人一樣，因戰爭而傷殘的退役老兵，在“新歐盟”部並不見。在黎的傷殘老兵集會中，總是能看到這些人的影，他們帶着各自的創傷，尋求着藉與幫助。

然而，“新歐盟政府”在面對這些為國而戰的英雄時，能夠為他們做的，也僅僅只有每個月多那麼些歐元的經濟補助罷了。傷殘老兵們的生活並沒有得到多改善，積起來的哀怨也在逐漸增大，彷彿正在等待一個釋放的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