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直接整頓生員士子們，教、學們也是極為重要的，他們是朝廷教育的主管員，是直接和生員士子們接的人，學風、士風首先就繫於教、學的。

學部左侍郎呂坤就上疏稱：“學校祖宗時所慎重，今天的教徒取充位，不獲實用，或聚之書院倡為講學，有類該禪名為主靜無異定，聖如孔子猶曰博學於文，賢如回，子猶曰博我以文。今天的教則以六經為糟粕，謂不立文字直可超悟，聖賢千言萬語皆從心上說來，中和位育之功，皆自心上做出。今謂心亦不用曰不思善、不思惡，但看本來面目，說六經注我，非我注六經，其實是以佛老之似孔孟之真。”

士人的崇尚空談，首先就是從這些德不配位的教、學們開始的，蔡國熙和呂坤認為造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教的地位卑陋，缺員現象日益嚴重，而朝廷為了使得教足數，就讓一些德不配位的人充任教，使得大明的士風由此敗壞。除此之外，學缺乏和素質低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為此，學部上疏稱：“國家養士之本在學校，貞教端范在學臣。自我朝開國，教化日重，非賢才不輕授。且兩京用史，外省用按察司風憲為之。師嚴而後道尊，道尊則民知敬學。近年以來，員多不法，因而士習日敝，民偽日滋，以馳騖奔趨為良圖，以剽竊漁獵為捷徑，雖居常則德業無稱，從仕則功能鮮效，祖宗專造士之意，駸以淪失。”

現在對於大明的教育系來說，教和學已經是到了必須要整頓的地步了，教主要是選拔真才實學的人充當，同時要給予教權力，能夠有效的懲治這些生員，維護朝廷的法度，而對於學，則是選拔德行高超，明強幹的員充當。

學部在大明被認為是一個清水衙門，雖然有管理生員、教育的大權，但是到地方各級府等的掣肘，而地方的提學使司權力也極為有限，在這種況下，不管是各地的提學使司還是各級學等，都充斥着昏、庸，他們任德而不任怨，任逸而不任勞，若考察優劣猶關風勵，一委教，有預鑽德行、規避下等，此通弊也！

所以，必須首先要整頓教、學，朱載坖下旨命令吏部和學部商量整頓教和學的相關事宜，其實朱載坖很清楚這其中的弊端，教、學們之所以懶散怠惰，主要是因為升遷無，在仕途無的況下，他們自然就很難勤於公務了，轉而想的是怎麼利用自己手上的權力牟取私利了。

而署吏部事左侍郎趙志皋很快就向朱載坖上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整頓教、學，除了要在選任的時候就加以慎擇之外，更加重要的就是要明確升遷，對於能夠貫徹朝廷意志的教、學，予以嘉獎升遷，怠惰的予以嚴懲。

這點得到了朱載坖的認同，據吏部和學部的商量，制定了大明學政則例，其中嚴格規定了對於教、學的選拔任用和考核獎懲制度。

據吏部所制定的則例：“教、學尤宜慎擇其人，必得廉靜恬退之士、有嚴重剛方之者，而責之久任，寓風采於涵育，藉綱紀以作興。俟其卓有效，、按會舉而授以京堂，斯為轉移要法。學則宜仿永樂年間例，單用一榜以上，一切乞恩與近例不及改教者，俱罷不行。在歲貢，須選年力強壯、品格純雅者起送廷試選用。其龍鍾老邁者，即為題授冠帶，不必赴京希用，授職之後，不論舉貢，俱以進德修業造士為先，而明經課文次之。”

而對於教、學的考核，也做了詳細的規定：“三年一考，必擇士心咸服、士習丕變者，、按會舉再任；不稱職者，即罷黜。六年再考，必擇作人有效、德幾人、達才幾人歷歷有據者，、按會舉，舉首俱授部寺京職。若有教範平常、無可稱述者，舉人酌授閑散外任、貢士致仕，不許更混師表。其碩德名賢，庶幾如端如瑞兩臣者，、按會舉留任。俟其九年考滿，悉按舊制起補翰林院編修及給事中等。其直隸提學視外之提學，順天、應天各府教視外學一遵行。”

這個制度朱載坖認為還是很不錯的，主要就是解決了教、學的出、選任和獎懲問題，首先教、學必須選擇舉人及以上功名的人，同時實施廷試製度，就是由閣大學士主持，在翰林院進行考試，必須要達到一定的學水平，才能夠擔任學、教。以此保證這些教、學的質量和學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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