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1906年9月1日），清庭頒布“仿行立憲”的上諭，這道諭旨稱“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清德宗實錄》卷562），意思就是：國家大權由朝廷掌握，各種政務向民眾公開討論，以此建立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看似打開了憲政之門，單在“大權統於朝廷”的前提下，註定了這只是統治者的權宜之計。

上諭頒布的消息傳到上海，張謇正在大生紗廠的車間里查看棉紗質量。這位緒二十年的狀元，此刻已是實業巨擘，聽聞消息後立刻放下手中的棉紗，對邊的鄭孝胥說：“二十年經營實業，終見曙！”（《張謇日記》）他連夜聯絡湯壽潛、湯化龍等士紳，立“預備立憲公會”，會者達數千人，連湖廣總督張之都暗中資助白銀兩千兩。

而在日本東京，梁啟超讀到上諭時卻冷笑一聲。他在《新民叢報》上撰文：“清廷所謂立憲，不過是“假立憲以飾其假專制”。”（《飲冰室合集》）但他仍抱着一希，派弟子湯覺頓回國，聯絡國立憲派，期待能推真正的憲政改革。革命派的章太炎則更為激進，在《民報》上直指：“立憲者，清廷之詭計也，恐民革命，乃以是餌之。”（《章太炎全集》）

清廷的“預備”作看似有條不紊。緒三十三年（1907年），設立“憲政編查館”，由慶親王奕匡主持，負責起草憲法；又令各省設立“咨議局”，作為地方議會的雛形。張之在湖北積極響應，他選拔士紳組咨議局籌備，還親自講授“憲政要義”，卻在私下對心腹說：“民智未開，驟行憲政，恐生大，不如緩步圖之。”（《張文襄公年譜》）

這種“緩步”正中慈禧下懷。對奕匡說：“立憲可以，但不能急，總要等我百年之後，再讓皇帝親政推行。”（《慈禧外紀》）於是，憲政編查館拋出“預備立憲九年為期”的方案，意味着要到1916年才實行憲政。消息傳出，上海街頭的報賣着《申報》號外，市民們看着“九年預備”的字樣，有人罵道：“這是哄小孩呢！”

緒三十四年（1908年），各省咨議局陸續立。江蘇咨議局的第一次會議上，張謇提出“速開國會”的議案，遭到巡瑞澂的反對。“朝廷已有九年之期，諸君何必之過急？”瑞澂拍着桌子呵斥。張謇卻據理力爭：“外有列強環伺，有民生凋敝，九年之期，國將不國！”（《江蘇咨議局檔案》）最終議案雖獲通過，卻被清廷束之高閣。

在湖南，咨議局議長譚延闓與巡岑春煊的衝突更為激烈。岑春煊要挪用鹽稅填補軍餉，譚延闓率議員們以“停會”抗議，聲稱“咨議局有監督財政之權”。岑春煊惱怒，竟調兵包圍咨議局，指着譚延闓罵道：“汝等不過朝廷恩賜的說話地方，還敢與府抗衡？”（《湘報》）這場風波最終以清廷“各打五十大板”收場，卻讓士紳們看清了咨議局的實質——不過是沒有實權的“清談館”。

最諷刺的是《欽定憲法大綱》的頒布。緒三十四年八月（1908年9月），憲政編查館公布這份“憲法草案”，其中規定“皇帝有宣戰、媾和、訂立條約、頒布法律等大權”，民眾的權利則被限定為“在法律範圍”有自由。梁啟超在海外讀到後，痛心地寫道：“此非憲法，乃專制國之大綱也！”（《梁啟超文集》）而革命派的孫中山，則在新加坡華僑大會上斷言：“清廷之立憲，必無，唯有革命可以救中國。”

同年十一月，緒與慈禧相繼去世，溥儀繼位，載灃攝政。這位年僅25歲的攝政王，上台之初擺出“銳意立憲”的姿態，下旨“短預備立憲期限為五年”，承諾1913年召開國會。張謇等立憲派大喜過，認為“天亡清廷而興中國”（《張謇年譜》），卻不知載灃的真實算盤——借立憲之名，收回袁世凱等漢臣的權力，鞏固皇族統治。

宣統元年十二月（1910年1月），第一次國會請願運在上海發。數千人聚集在張園，舉着“速開國會”的橫幅，要求清廷立即召開國會。直隸、湖北、湖南等地紛紛響應，山西咨議局議長梁善濟甚至帶着百名議員徒步進京請願。載灃在養心殿召見請願代表，溫言安：“朝廷自有定奪，諸卿且回。”（《宣統政紀》）轉卻對奕匡說：“這些士紳越來越放肆，當稍加懲戒。”

半年後，第二次請願的規模更大。立憲派組織了“國會請願同志會”，徵集到三十萬人簽名，各省督也聯名上奏“請速開國會”。湖廣總督瑞澂、兩江總督端方等封疆大吏，眼看革命黨活日益頻繁，希借立憲穩定人心，在奏摺中警告：“若再拖延，恐生不測。”（《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載灃雖力，卻仍以“籌備未竣”為由拒絕，只答應“再期限為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