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統二年九月（1910年10月），第三次請願運達到高。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奉天（今瀋）的請願群眾甚至衝擊總督衙門。資政院（相當於臨時國會）也通過“速開國會”的議案，一致要求1912年召開國會。載灃震怒，下令將奉天請願領袖浦殿俊等六人“發往新疆效力”，又令各省督“彈請願群眾，勿令滋擾”。（《清實錄》）

在天津，直隸咨議局議長孫洪伊得知消息後，砸碎了案上的茶，對議員們說：“和平請願之路已絕，吾輩當另謀出路！”（《孫洪伊年譜》）部分立憲派開始轉向革命，四川咨議局議員殿俊暗中與同盟會聯繫，湖南的譚延闓也派人到東京，與黃興談合作可能。張謇雖仍抱幻想，卻在日記中寫下：“民已失，清廷危矣。”

宣統三年四月初十（1911年5月8日），清廷宣布立“責任閣”，名單一公布，舉國嘩然——13名閣員中，滿族9人，其中皇族竟佔7人（載灃之弟載洵、載濤等），被時人稱為“皇族閣”。總理大臣是慶親王奕匡，此人以貪腐聞名，民間有“慶氏公司”之稱，各省咨議局紛紛通電反對：“以皇族組織閣，與君主立憲政相背，請另組閣。”（《東方雜誌》）

張謇正在漢口考察實業，看到閣名單後，當場嘔。他連夜給載灃發電報：“今設閣，仍蹈專制覆轍，人心離散，恐兆土崩。”（《張謇全集》）白話文的意思是：如今設立閣，仍然重蹈專制的覆轍，人心離散，恐怕會出現國家崩潰的徵兆。但載灃回電只有四個字：“毋庸置喙”（不必多）。這位攝政王還在做着“皇族集權”的夢，卻不知自己已親手敲響了清王朝的喪鐘。

“皇族閣”的立，徹底暴了清廷假立憲、真專制的面目。梁啟超在《國風報》上發表《為國會期限問題敬告國人》，痛斥：“清廷之所謂立憲，不過是“借立憲之名，行專制之實”，吾輩已無可再忍！”（《飲冰室合集》）連一直支持立憲的湖廣總督張之（此時已去世）的門生們，都紛紛加革命黨。

更致命的是，“皇族閣”推出的“鐵路國有”政策，為垮駱駝的最後一稻草。他們宣布將各省商辦鐵路收歸國有，卻把路權抵押給列強，引發四川“保路運”。四川咨議局議長殿俊率數萬民眾請願，被總督趙爾開槍鎮，造“都案”。這場風波迅速蔓延，為武昌起義的導火索。

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頭的槍聲劃破夜空。消息傳到北京，“皇族閣”驚慌失措，總理大臣奕匡竟在會議上哭道：“早知如此，何必當初！”（《辛亥殉難記》）載灃試圖調兵鎮，卻發現袁世凱已被他罷黜，北洋軍不聽指揮。此時他才想起張謇等人的勸告，急令“解散皇族閣，另組責任閣”，但為時已晚。

宣統三年十月（1911年11月），張謇在南京接到清廷的“罪己詔”，其中承認“預備立憲未能實行，致失民心”，並承諾“速開國會，公舉閣”。但這位立憲派領袖只是淡淡一笑，將詔書扔進廢紙簍——此時，全國已有14省宣布獨立，孫中山即將從海外歸來。他在給袁世凱的信中寫道：“大局已定，君主立憲已無可能，唯有共和可以救中國。”

1912年2月12日，溥儀退位，清王朝滅亡。那些曾為預備立憲奔走呼號的人們，命運各異：張謇了民國的實業總長，梁啟超回國參與政黨政治，而殿俊則在四川宣布獨立，擔任軍政府都督。只有“皇族閣”的員們，或流亡海外，或居天津，了歷史的笑柄。

預備立憲這場持續五年的騙局，終究沒能挽救清廷的命運。它像一面鏡子，照出了統治者的虛偽與短視，也讓國人看清了“君主立憲”在中國行不通的現實。當武昌起義的槍聲響起時，人們才明白：真正的憲政，不可能從腐朽的專制政權中生長出來，唯有徹底推翻舊秩序，才能為新制度的建立掃清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