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最普遍、也最敏的，則來自工分分配。城寨部一切勞價值都用“工分”衡量，工分直接決定分到的糧食、生活資和未來的保障。原本寨里實行“大鍋飯”工分制：按日計工，男壯勞力12工分/日，婦10工分/日，孩5工分/日，老弱3工分/日。人力車工坊的工分標準，尤其是核心環節如車架設計、關鍵部件製作、傘面細紉等，因其技含量高、對產品品質影響大，被計得遠高於寨其他工作（如清潔、巡邏、簡單搬運等）。

巨大的工分差距，迅速點燃了不滿。人力車投產三個月，車組的阿珍帶着七個姐妹，每人每月能掙350工分（因趕工額外加50分）；鐵匠鋪的阿強師徒四人，月均400工分；連木匠鋪的陳阿福，都因趕製車廂拿了380工分。反觀洗組、賣菜組，月均才200工分。

“憑啥們車組能多掙？”賣魚的海叔拍着案板，“我天不亮就去碼頭蹲貨，一擔魚扛下來汗半截衫，才掙12工分！們坐着機，憑啥多拿？”

“就是！”洗婦阿芳扯着嗓子，“我家阿強（丈夫）在鐵匠鋪當學徒，每天干十小時，才拿8工分——鐵匠阿強自己一個月倒拿400工分！這工分算得公平嗎？”

“憑什麼他們敲敲打打就能拿那麼高工分？我們看門護院、清掃街道就不是為寨子出力了？”負責夜間巡邏的阿炳憤憤不平，“都是一個寨子的兄弟，差別也太大了！我看，就該讓工坊多招人，班進去干，讓大伙兒都有機會掙這份‘高工分’！”

“是啊是啊！技活是重要，可也不能着那幾個人啊！大家都要吃飯的！”一些從事輔助工作的人紛紛響應，他們覺得工坊的功是集的功勞，理應讓更多人“雨均沾”，哪怕只是進去做點簡單的、計分稍低的工作也好。這種“平均主義”的訴求，背後是對現實利益差距的焦慮。

“高工分”像一塊磁石，吸引着羨慕的目，也招致了嫉妒的非議。工坊部的人力倍增，既要保證產量質量，又要承寨其他員或明或暗的審視；工坊外的人則到被排除在核心利益之外，心態失衡。

這三種——對生活空間被的憤怒、對“分家單幹”的試探、對工分分配不均的抱怨——像三條不安分的暗流，在城寨部涌、匯。它們指向一個核心問題：在巨大的功和隨之而來的力面前，城寨這種高度集中、自給自足的生產模式，是否還能持續？利益該如何分配？未來該走向何方？

議事堂里滿了人，空氣凝重得彷彿能擰出水來。二十五位代表，依照值籤的結果落座，構了一幅城寨的微圖景：五位白髮蒼蒼的老者，最年長的趙伯七十有二，眼神渾濁卻着歲月沉澱的固執；五位半大不小的年，最小的阿秀才十三，臉上帶着稚氣未的張和好奇；五位壯年，洗組的阿芳、織網組的秀蓮都在，神堅毅，眉宇間刻着生活的重擔；十位壯年男子，如鐵匠阿強、木匠陳阿福、人力車夫張叔等，或悍、或沉穩、或帶着幾分焦躁。

陳掌柜和劉老師坐在上首，面前攤開着厚厚的工分記錄簿和議事日程。陳掌柜清了清嗓子，聲音不高卻清晰地傳遍全場：“諸位街坊代表，今日首議，關乎我九龍寨城立之本。第一個議題：九龍寨城，究竟該是一座安立命的居住地？還是全力運轉的生產地？又或，二者兼而有之？如何兼得？請諸位代表，暢所言，為城寨未來計！”

話音未落，坐在壯男代表席首位的阿昌（夫妻都是刺繡高手，帶領寨子的綉隊從洋行買辦接活回寨里做，工分收較高，家中無人直接參与工坊核心生產）立刻站了起來，聲音洪亮，帶着不容置疑的急切：

“這還用議？當然是住人的地方！看看現在寨子里什麼樣子了？染缸臭氣熏天，鐵鎚震得人腦仁疼，木屑飛得灶台上都是！娃娃睡不好，老人不順！‘飛燕’是掙了大錢，可這大錢是要用大家的命換來的嗎？要我說，趁着現在勢頭好，把整個工坊都搬出去！找個寬敞地方，獨立門戶，該招人招人，該分錢分錢！我們大傢伙兒也能落個清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