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話音一落，幾位同樣家境較好、家中勞力多在寨從事接外面手工活的壯男代表紛紛點頭附和：“阿昌說得對！寨子就這麼大，總不能為了一個工坊，把所有人的活路都堵死！”、“獨立出去，工坊能發展，我們也能過回人過的日子！”

“放屁！”一聲尖利的反駁來自壯代表席。阿梅嫂抱着襁褓中哭累睡着的孩子，眼圈發黑，聲音卻異常高：“搬出去？獨立核算？說得好聽！工分大頭都歸了外面幹活的和管事的，我們這些寨子里做雜務、看娃娃的怎麼辦？工分一下子一大截，喝西北風去？要我說，不但不能搬，還得擴！把寨子里能用的地方都用上！把能氣的都拉進來幹活！不就是吵點臟點嗎？忍忍就過去了！工分掙到手才是實在的！把整個城寨變一個大工坊有什麼不好？家？有工分才有家！沒工分，再清凈的家也是個空殼子！”

的話引起了好幾位壯代表和幾位老年代表的共鳴，尤其是那些家中沒有壯勞力、主要靠低保工分和簡單勞作工分過活的家庭。一個駝背的老婆婆巍巍地補充：“是啊，阿梅說得在理…我這把老骨頭，傘面還行，搬出去…誰還要我？留在寨子里，好歹有口飯吃…”

趙伯拄着棗木拐杖站起，拐杖頭磨得發亮，道“咱為啥在這掌大的寨子？為的是個‘安’字：屋頂遮雨，牆擋風，娃娃們能在灶膛邊打盹。”

“可如今呢？”趙伯咳嗽兩聲，“鐵匠鋪的鎚子敲得我家阿婆半夜犯心臟病，木匠鋪的刨花堆在門口，我家小孫子上周被扎破了腳！上個月我去油麻地看外甥，家住的是帶院子的瓦房，晚上能聽蟲鳴——咱寨子呢？”他拍着桌子，“再這麼下去，寨子了工場，家了宿舍，咱這些老骨頭，連口熱湯都喝不安生！”

“趙伯說得是！”賣雲吞的王嬸到桌前（是另一戶老代表），“我家阿福（小兒子）才七歲，上個月在車組撿線頭，被紉機扎了手指——要擱以前，他在院子里踢毽子，哪能這罪？”起圍眼角，“咱要的是能睡安穩覺的家，不是機轟鳴的廠！”

這時，一位十三四歲的年代表（籤中代表一戶，其父在工坊打鐵）怯生生地站起來：“我…我覺得吵死了…晚上寫作業都靜不下心…能不能…別那麼吵？”他旁邊一個稍大點的孩（代表另一戶，其母傘面）也小聲說：“染布的味道太難聞了，服都洗不幹凈…”他們的聲音不大，卻代表了那些無法參與核心生產卻又深其害的普通家庭孩子的心聲。

“安靜點吵點忍忍也就罷了，關鍵是工分！”一位壯男代表（家中勞力主要在巡邏和搬運，工分中等）拍着桌子，“憑什麼工坊里的人工分那麼高？我們乾的就不是活了？要麼就把工坊門檻放低，讓大家着進去干，都能掙那份高工分！這樣寨子里也公平！”

“胡鬧！”李鐵匠作為工坊核心代表，又是壯男，猛地站起來，聲如洪鐘，“手藝活是兒戲嗎？着干？生手進去，做壞了料子，耽誤了工期，砸了‘飛燕’的牌子，大傢伙一起喝風？工分高是因為手藝值這個價！不是誰都能幹的！”他的話得到了另外幾位工坊核心匠人代表的堅決支持。

“趙伯，王嬸，我理解你們心疼娃娃。”鐵匠阿強着嗓子接話，他捲起袖子，胳膊上的鼓得像鐵砧，“可咱寨子靠啥活？上個月人力車賣了三百輛，賺的銀子夠全寨吃半年！要是把工坊搬出去，咱寨子啥了？睡覺的窩了？”

“就是！”人力車夫張叔拍着大，“我在車行幹了五年，就數咱寨子的人力車結實——為啥？因為阿強打的軸，陳阿福做的榫，阿珍的車篷，都是寨里人盯着！要是搬出去，讓外頭人做，車軸斷了砸了人，咱寨子的名聲就砸了！”他指了指窗外堆山的木料，“再說了，搬出去要租房子、地租，賺的錢得分一半給地主——咱寨子現在賺的，可都是自己的！”

最年輕的壯男代表、十九歲的木匠學徒阿福仔撓了撓頭：“我師父說，咱寨子的榫卯手藝是‘獨一份’。上個月有個洋行的買辦來問，要訂五百個車廂——要是搬出去，咱能把活全接下來；要是留在寨里，地方不夠，誤了工期，買辦轉頭找別人！”他撓了撓後頸，“再說了，我學徒期剛滿，要是工坊搬出去，我爹（陳阿福）肯定讓我跟着去——可我不想離開寨子，我還等着我給打張搖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