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先隨意聊了下近日的米價，又說了哪家英商新訂的紡織機剛卸船，再到城寨拆遷的風聲，陳啟沅隨口答了句並無做房地產的意思，然後又貌似隨意地問起香港的人力車生意。

說道這裡，永祠知道戲來了，先倒了頓苦水，比如3月份車夫大罷工抗議匯通洋行加租，遭印警鎮；5月份鼠疫蔓延，人力車傳染介，兩車夫病死，另有不拉車的苦力被嚇得離職；8月份牌照改革，港府強制安裝消毒銅牌等等。

陳啟沅當然要開啟商業互吹模式，馬上恭維永祠在應對鼠疫時的義舉。首先是捐東華醫院設“車夫施藥局”，每日派涼茶600碗；還有就是早於港府強制令自費為車輛安裝鋅鐵防唾板。

1900年5月，太平山街人力車夫聚居區發鼠疫，單日死亡47人。為了保護高端客戶如英商/買辦，降低染疫風險，規避車輛被府據疫車理政策強制焚毀，永祠據東華醫院洋醫艾爾頓報告中的飛沫軌跡模擬，發現站立咳嗽時飛沫水平噴距離1.2米，彎腰拉車時飛沫上揚角度≤25°，這樣，如果在車夫背後10厘米，固定於車廂木架，安裝一個弧度105°、高度30厘米，便可完全攔截車夫咳嗽吐痰時的飛沫濺到後面的乘客。而這樣一個厚0.8毫米的熱鍍鋅鋼板耐腐蝕且本低廉，每片0.2銀元。

安裝後，6月港府數據顯示乘客染率下降68%，且因痰漬暴於鋅板易遭乘客投訴，車夫吐痰率被迫減。此舉給老闆博得了不懂科學、講衛生的名。當然，業人士更羨慕他可以因自費安裝0.2銀元本的防唾板而向車夫提月租0.5銀元、向乘客加收“防疫費”0.02銀元/次。

一陣彼此吹捧，自是賓主盡歡。但雙方只是點破了今日會面的主旨而已。因為沒有喝酒，所以二人默契地繼續邊吃邊閑扯，直到菜過五味，夥計裊裊茶香中，陳啟沅將一疊寫滿工整小楷的方案和幾張繪有巧結構的圖紙，恭敬地推到了永祠面前。

“老闆，叨擾了。這是敝東主王月生先生託付在下呈上的‘飛燕牌’人力車工坊計劃。旨在振興我港華工產業，造出能更優、價格更低廉的好車，讓車夫兄弟拉得省力，乘客坐得舒坦，也讓我華人車行能過匯通洋行一頭。” 陳掌柜開門見山，言辭懇切，帶着汕同鄉特有的親近。

永祠，這位人力車行業的“祥子終極版”，着考究的杭綢長衫，指間一枚翠玉扳指溫潤斂。他沒有立刻翻閱文件，而是慢條斯理地用長柄煙斗撥弄着水煙壺裡的煙，裊裊青煙模糊了他明的眼神。作為從最底層爬滾打上來的“咕喱王”，他對任何關於“新車”、“新工坊”的許諾都帶着本能的警惕。

“陳掌柜，” 永祠的聲音不高，帶着歷經滄桑的沉穩，“同鄉誼，某自然看重。東華醫院共事，也知您為人。只是…” 他放下煙斗，手指輕輕點了點那疊方案，“造車，非是兒戲。匯通的車，清一東洋貨，結實耐用，雖貴些，但車夫認，乘客也認。你說這‘飛燕牌’能好過東洋車？價格還能更低？” 他角牽起一難以察覺的弧度，那是見過太多空口承諾後的淡然，“圖紙畫得再漂亮，沒用。車行里跑的車，是要經得起日晒雨淋、坑窪顛簸，是要讓車夫拉一天腰不散架，讓乘客坐一路不硌屁的。憑几張紙和一句‘振興華工’，恕某難以信服。”

陳啟沅端起茶杯抿了一口，道：“我要造的‘飛燕牌’，車架用薄鋼板，輕一半多；胎用硫化橡膠，能用一年；減震裝鋼板彈簧，車夫拉貨不顛腰。車價能比日本車便宜三。車夫拉着輕快，一天多跑兩趟，能多賺1港元，夠買半袋米。您說，這算不算‘造福本港僱工’？”

陳啟沅剛放下茶盞，永祠便直要害：“陳掌柜，您說這‘飛燕牌’是香港自己造的人力車？好啊！可我永利車行現在有50輛日本車，一輛車月租30港元，車夫拉客一天賺2港元，扣了租銀剩1港元——夠買兩碗雲吞面。要是您這車真能‘質量好、價格低’，我某第一個帶頭換！可問題是……”他指節敲了敲桌上的圖紙，“這鐵箍木的車，我在汕頭見多了——用半年就散架，車夫拉貨斷車把，賠不起錢鬧到同安堂，我這總理當得憋屈！”

陳啟沅剛要開口，永祠又補了一句：“再說那橡膠胎，南洋的橡膠曬兩天就，香港夏天熱得能煮蛋，車胎化了粘車上咋整？您說的‘薄鋼板車架’，我在洋行見過，那玩意兒脆得很，拉貨變形了，車夫賴我賠錢——我這永利車行可經不起折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