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晨霧未散時，王月生已站在橫濱站的月台上。他裹着英國定製的駝羊大，襯是蘇州綉娘手繡的纏枝蓮紋，領口別著枚翡翠領扣。在此時的日本，對於有錢的中國人還是比較客氣的。

橫濱站（後世櫻木町站）的建築還帶着明治初期的生，紅磚外牆刷着白灰，穹頂綴着玻璃花窗，檐角卻雕着傳統的“唐草紋”。站台上，“帝國鐵道廳”的銅牌在晨霧中泛着冷，穿藏青制服的站務員正用竹夾子夾起地上的煤渣——那是蒸汽機車剛噴吐的餘燼。

“王様，頭等車廂在第三月台。”穿黑西裝的頭等車廂候車室的服務生踮腳指了指遠。王月生這才注意到，月台上的乘客分作三撥：頭等艙客大多西裝革履，有幾位還戴着禮帽，二等艙是穿和服的商人或教師，三等艙則是裹着布棉襖的勞工，正蹲在牆角啃飯糰。

他出示“急行券”（頭等座票），從候車室走進月台。“嗚——”一聲綿長的汽笛撕裂晨霧，蒸汽機車的黑煙裹着火星竄上天空。王月生扶着鑲銅把手登上車廂，木質地板泛着清漆的澤，座椅是深褐絨面，扶手雕着卷草紋，連小桌板都是胡桃木的。

車廂里已有三位乘客。一位戴金眼鏡的先生，後來知道是東京帝國大學的法學教授，姓小林，正捧着《萬朝報》讀社論；一對穿和服的年輕夫婦，妻子抱着襁褓，嬰兒裹着綉滿“百子圖”的襁褓，丈夫捧着保溫桶，不時掀開蓋子喂妻子喝味噌湯；一個穿西裝的年輕人，像是剛從國留學回來，正用鋼筆在信紙上寫什麼，墨水瓶是水晶雕的，刻着“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火車緩緩啟時，王月生把臉在車窗上。鐵軌與車撞的“哐當”聲里，橫濱港的廓漸漸模糊：碼頭上還停着怡和洋行的“瑪麗號”，貨艙里堆着箱的綢；幾個戴斗笠的搬運工扛着木箱跑過，影被拉細長的線。

火車頭噴着白汽，速度越來越快。王月生着窗外掠過的景，像在翻一本活的“日本風誌”。

約1小時後，火車停在戶冢站時，站台上滿了賣“駄菓子”（點心）的小販。一個戴草帽的老婦舉着“鯛魚燒”喊：“熱乎嘞！剛出爐的！”王月生買了兩個，外皮脆，餡是紅豆沙，甜得發膩——像極了廣州早茶的“馬拉糕”，卻多了份炭火的焦香。

進神奈川縣後，田野多了起來。冬日的稻田泛着枯黃，田埂上立着“注連繩”（稻草編的驅邪繩），幾個農夫正往地里撒石灰防蟲害。王月生注意到，有些田壟邊立着木牌，寫着“帝國農事試驗場改良種”——這是明治政府推行的“農業近代化”。約2小時後到了第二站藤澤。

過了藤澤，地勢漸高。火車開始爬坡，車與鐵軌的撞擊聲更響了。王月生裹大，看見遠的山影——那是箱山，山頂還積着雪。車廂里的小林教授放下報紙，指着窗外說：“王様，那座山後面就是丹澤湖，冬天結冰時，附近的農民會鑿冰捕魚。”王月生想起《日本地誌》里的描述，丹澤湖的魚生魚片“明如紙”，不咽了咽口水。約3小時後到了第三站平冢。

約4小時後到了第四站國府津。國府津站是進東京府前的最後一站。站台上，幾個穿“陣羽織”（短袍外罩鎧甲）的武士模樣的人正與站務員爭執——後來才知道，他們是“宮省”的雜役，要趕去東京參加“大正天皇即位”的籌備儀式。他們的佩刀“打刀”在下泛着冷，與站台上的蒸汽、煤煙形奇妙的撞。

火車越往東京開，車廂里的暖氣越足。王月生了手爐，此刻已不太燙了。他注意到，小林教授的西裝下出半截“袴”（日式），年輕夫婦的和服袖口綉着“友禪染”的花紋，而那個國留學生則把西裝搭在椅背上，出裡面的“浴”（夏季單）——原來“和洋折衷”不只是建築，更是日常的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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