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達的秩序逐漸恢復，大唐的統治如同初春的，開始融化這片土地上的冰封。儘管暗流仍未完全平息，但表面上的瘡痍正在被快速修補，市場重現生機，底格里斯河上的舟楫再度繁忙。而更引人注目的是，通往這座新征服之都的道路上，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熱鬧——來自四面八方的使者團，懷着各種心思，匯聚於此。

皇長子李琮的抵達，為格達的治理帶來了新的氣象。他年輕，卻沉穩持重，並無驕矜之氣。他牢記父皇的教誨和上婉兒的叮囑，並不急於指手畫腳，而是每日跟隨在郭昕和大唐首席文邊，細心觀察，虛心請教，從如何審理民間訴訟，到如何調配軍糧資，事無巨細，皆用心學習。

他的謙遜和好學贏得了郭昕等老將的讚賞。郭昕甚至在給李琰的奏中寫道：“皇長子聰慧仁厚，勤勉好學，假以時日，必為一代明君。” 李琮也並非只待在深宮，他時常在護衛的保護下，微服出市井，察民，傾聽各階層的聲音，親眼目睹戰爭帶來的創傷和大唐治理下逐漸顯現的希。

莎赫爾娜茲公主的到來，則起到了另一種微妙的作用。以波斯公主和大唐皇帝寵妃的雙重份，積极參与安工作，尤其注重聯絡波斯裔的貴族和祆教祭司。的存在本，就是一種象徵——大唐並非簡單的征服者，而是波斯古老文明的恢復者和保護者。與李琮一主一輔，一個代表大唐的未來，一個連接波斯的過去，配合頗為默契，有效緩和了征服初期的民族隔閡。

埃及總督艾哈邁德·圖倫的使者，到了郭昕和李琮的高規格接見。談判在格達原哈里發皇宮的一間偏殿秘進行。

大唐方面提出的條件清晰而強：埃及必須承認大唐的宗主權，艾哈邁德·圖倫接大唐“埃及都督”的冊封，使用大唐曆法和年號；開放亞歷山大港、杜姆亞特等所有重要港口，給予大唐最惠國待遇；允許大唐在亞歷山大港設立常駐機構並駐紮一支象徵的衛隊；每年繳納巨額貢賦，包括糧食、金幣和埃及特產。

使者面對這些條件，臉變幻不定。他試圖爭取更多自主權，比如保留圖倫自行任命員和徵收賦稅的權力，以及減貢賦額度。

主持談判的大唐首席文態度溫和卻寸步不讓：“使者閣下，陛下天恩，允諾埃及自治，已是莫大恩典。然主權之事，不容商議。大唐龍旗所至，皆為王土。圖倫都督若誠心歸附，陛下必不吝厚賞，保其家族世代富貴。若三心二意……”文沒有再說下去，只是端起茶杯，輕輕吹了吹氣。

殿外，恰好傳來唐軍練時震天的喊殺聲和馬蹄聲，彷彿一種無聲的威懾。

使者冷汗涔涔，最終表示需要將條件帶回埃及，由總督本人定奪。但他心裡清楚，面對大唐滅阿拉伯、兵臨地中海的威勢，以及虎視眈眈的拜占庭，圖倫總督的選擇餘地其實很小。大概率，會接這份城下之盟。

君士坦丁堡，卡特琳娜與拜占庭的談判取得了實質進展。西爾一世皇帝在對大唐強大實力的恐懼和對未來利益的中，最終咬牙同意了一筆巨額軍售：以高出市場價三倍的價格，購買一千大唐制式擘張弩和五萬支配套弩箭，以及二十架改進型中型投石機的圖紙和關鍵部件。

這筆易對拜占庭來說痛無比，但卻能極大增強其陸軍，尤其是應對保加利亞人威脅的能力。而對大唐來說，不僅是賺取了巨額利潤，更深層次的意義在於，開始將拜占庭的軍事裝備系與大唐進行捆綁，並展示了某種程度的“技信任”，這為未來更深層次的合作或控制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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