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得了秀才功名之後，便可參加三年一次的、在各省省城舉行的“鄉試”。鄉試中式者，稱為“舉人”，第一名稱為“解元”。舉人們，便有資格參加次年春天在京師舉行的“會試”。會試中式者，稱為“貢士”，第一名稱為“會元”。而只有這些貢士，才有資格參加最後由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據殿試績，欽定三甲，第一甲的前三名，便是天下讀書人夢寐以求的“狀元”、“榜眼”、“探花”！

而科舉考試的容和形式，更是有着極其嚴格的規範。所有題目，皆以儒家“四書”之中的文句為題，考生必須嚴格按照“八文”的格式進行寫作，其對經義的註解和闡釋，更必須以宋代大儒朱熹的《四書集注》為唯一標準，不得有毫的個人發揮或“異端邪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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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僵化而刻板的科舉制度，雖然也曾為大明王朝選拔出了不治國安邦的棟樑之材，但也同樣錮了思想，扼殺了創新，培養出了一大批只會引經據典、空談誤國的腐儒。

至於那與文科舉并行的“武舉”系，則更是……聊勝於無。雖然大明朝也曾出過兩位連中“武三元”的傳奇人——嘉靖年間的尹和萬曆末年的王名世，但整而言，武舉在明代的地位和重視程度，遠無法與文科舉相提並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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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舉……” 崇禎皇帝想到這個詞，心中便是一陣嘆息。

在如今這個烽火連天、國難當頭的局勢之下，對於大明王朝而言，選拔真正能征善戰的軍事將才，其重要，其實早已遠遠超過了選拔那些只會舞文弄墨的文！

然而，縱觀崇禎朝對武舉的重視程度，卻低得令人髮指！大多時候，武舉不過是敷衍了事，走個過場，其選拔出來的所謂“武進士”、“武舉人”，也大多是些只知騎馬箭、缺乏真正將略之才的勛貴子弟或赳赳武夫，難當大任。

唯一能讓崇禎記起的一個“典範”事件，還是發生在他登基的第四年。當時舉行武科殿試，原定的武狀元，因被人揭發在之前的鄉試、會試中皆有舞弊行為，崇禎皇帝龍大怒，當即下令，對所有武貢士進行複試！最終，一位名王來聘的普通武舉，憑藉其超群的武藝和對兵法的獨到見解，穎而出，被破格欽點為武狀元！他也因此為了大明朝歷史上，第一位真正意義上擁有“鼎甲”名號的武狀元。

這位王來聘，也確實沒有辜負皇帝的厚。他被授命為登萊副總兵之後，便立刻趕赴任上，整頓兵馬，加強海防。只可惜……天妒英才！次年，登州發孔有德、耿仲明之，王來聘在率部與叛軍的戰之中，不幸……力戰殉國！

一顆將星，就此隕落。也讓崇禎對這大明朝那早已腐朽不堪的武舉制度，以及那些只知空談、不知實務的文集團，更多了幾分……失與痛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