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古”與“伏羲”的“造訪”，如同在平靜的湖面投下了一顆石子，漣漪過後，湖面似乎恢復了平靜。陳太初依舊是那個勤於政事、夙夜不懈的秦王。但只有他自己知道，某些東西已經不同了。那場對話，如同給他的認知加上了一層冰冷的濾鏡，讓他更清醒，也更決絕。

江南水患的急報如同雪片般飛京城，送政事堂，也送到了他的案頭。他不再像以往那樣，先與宰執們反覆商議，權衡各方利益，再行定奪。這一次，他展現出了罕見的、近乎專斷的雷厲風行。

“不必再議！”在又一次關於是否立即調撥京畿軍南下救災的爭論中，陳太初罕見地直接打斷了持重老臣“恐搖京師本”、“勞師遠征耗費巨大”的諫言。他面依舊帶着病容的蒼白，但眼神銳利如刀，掃過在場諸公，“每拖延一日，便不知有多百姓葬魚腹，疫病滋生，流民四起，其害更甚於用兵！軍養兵千日，用在一時，此時不用，更待何時？難道要等江南糜爛，賊寇蜂起，再去鎮么？”

他直接以“提舉江南東西、兩浙路救災安事”的名義（此職實為臨時創設，賦予其統籌協調之權），下令：

一、即刻從京畿軍中調悉水、善於工事的銳兩萬人，由得力將領統率，配備必要舟船、械、醫藥，火速南下，直抵災最重區域，當地經略安使節制，但專事搶險、救人、防疫、維持秩序。

二、命戶部、工部即刻協調，從臨近未災或災輕州郡調撥糧食、藥材、草席、帳篷等應急資，由朝廷委派幹員押運、監督發放，嚴地方截留、挪用。

三、推行“以工代賑”為救災核心。除急施粥活命外，立即組織有勞力的災民，參與加固堤防、疏浚河道、修復道路橋樑、清理廢墟、掩埋人畜以防疫等工程。按工計酬，發放錢糧，使災民有力自活，避免單純賑濟養惰民，亦可將救災與災後重建、水利興修相結合。此條，他反覆強調，命各州縣務必“廣而告之，切實執行”。

四、也是最嚴厲的一條。陳太初以秦王兼領尚書令、平章軍國重事的份，會同史台、刑部，明發詔令（實則以皇帝趙桓名義用印下發）：“此次江南救災，凡有吏、胥吏、差役，敢在賑糧、賑款、工酬中剋扣分毫，敢在登記、發放中索賄勒索，敢虛報災、冒領資，敢玩忽職守、延誤救災者——無論職大小，無論出門第，一經查實，立斬不赦！其上失察者，同罪連坐！朕（詔令中稱）與天下共見此誓，絕不姑息！”

這道殺氣騰騰的嚴令，隨着救災的諭旨一同發往江南各路、州、縣。朝堂為之震，不員暗自心驚，到了這位久病初愈的秦王殿下，在理此事上迥異於以往的強與果決，甚至帶着一不容置疑的酷烈。

陳太初知道，非常之時，當用非常之策。他沒有時間去和整個僚系統緩慢博弈，去“潛移默化”。洪水不等人，災民不等人。他必須以最快的速度，最堅決的態度，為前線救災掃清最大的人為障礙。哪怕因此被詬病為“專權”、“酷吏”，他也在所不惜。效率，此刻高於一切。至於“和平演變”所需的耐心與策略，那是洪水退去之後才需重新考慮的事。

一道道命令從秦王府、從政事堂發出，通過急遞鋪，以最快速度傳向江南。與此同時，陳太初也用了“皇城司”的部分力量，以及一些更為秘的渠道，加強對救災錢糧資流向、地方吏行跡的監控。他要的，不僅是救災的效率，更是藉此機會，狠狠剎一剎江南場，尤其是那些歷來被視為“財稅重地、吏治痼疾”之區的歪風邪氣。

“希陸遊在那邊，能看到些真實的東西，也能……保住自己。”忙碌間隙，陳太初向南方沉的天空，心中默念。他知道，他派出的不僅是救災的軍隊和資，也是一場對舊有治理模式的強力衝擊。而年輕的陸遊，此刻正這場衝擊的最前沿。這是考驗，也是磨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