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時代，在朝廷有意的推崇下，孝道的地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隨着這些變化，對經典的註解也發生了改變。在理解春秋這方面，漢儒的“為父絕母”之說也不再是主流，而是採取“母子至親無絕道”的觀點。

西晉大儒杜預註釋《左傳》時，就反對漢儒的主張，認為子無論如何不能與母親斷絕關係。杜預認為，母子關係凌駕於夫妻關係之上，所以春秋所說的“絕不為親”，是指因為齊國人和文姜**，所以魯庄公應該斷絕與齊國的外戚關係；而不是說，要斷絕文姜和魯庄公的母子關係。

當然，這種變化的原因，在希臘學者眼中再明顯不過了：這套論述的核心，一是強調孝道地位更高，二是強調以緣親疏關係作為最優先的考量。

為什麼特彆強調孝道？因為當時的政權其他地方合法太弱，只能抓這個。

為什麼強調緣親屬？因為國家的其他認同，都給折騰的快崩潰了，就剩這個了。

如果有其他的可選，那麼人們並不會只糾結於一種關係。可以明顯看出，從春秋時代開始，社會推崇的價值就遠不止一種，而且很多德是居於孝順之上的。

基於緣的關係和道德，是最基礎的一種，但也是最落後的一種——現在的希臘學者，自己都覺得古典時代的希臘城邦政治水平不高，但哪怕那個時候的希臘人，也知道要打破城邦的緣氏族，建立更有效的組織。所以，這種況，確實是一種倒退。

漢儒之所以重視父系的家族，是因為這種關係的擴展更強。強調父親，實際上是為了強調國家和組織。這種事，其實中原人自己應該也是知道的。

魏晉時，有個着名的例子。權臣司馬昭和眾人一起開會，討論到當時發生的殺母案件。名士阮籍慨說，殺父親還能理解，殺母親就太過分了。

其他人很是驚訝，司馬昭讓他解釋，阮籍說，禽只認母親不認父親，所以殺死父親，是禽的行為；殺死母親，是禽不如的行為，因此他認為，殺死母親更加嚴重。司馬昭等人也覺得有道理。

這件事，可以看做當時人們想法的典型例子。像杜預的注經，也是這種風的影響，進而把它提煉到理論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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