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二十七年，二月。

冬日的尾聲像一塊浸了水的抹布，冷地纏繞着上海。福佑里亭子間的窗戶永遠矇著一層不凈的污垢，進來的天也是灰濛濛的。清晨六點半，煤球爐子嗆人的煙霧準時在弄堂里瀰漫開來，伴隨着咳嗽聲、潑水聲、小販的賣聲，構了一幅底層市井的晨曲。

陳默裹那件越來越顯破舊的棉袍，提着空熱水瓶，着脖子走出家門，匯排隊打熱水的人流。他的生活己經形了一種新的、刻板的節奏。與在滬江大學時那種帶着書卷氣的規律不同，如今的節奏里浸着為生存奔波的麻木與小心翼翼。

在偽警察局的臨時翻譯工作，竟然就這樣不咸不淡地持續了兩個多月。他依舊是“臨時”的，但似乎也了某種不可或缺的“臨時”。每天兩塊大洋，一周結算一次，這十西塊大洋，是他眼下全部的經濟來源。他打細算，除去房租、最基本的飯食和必要開銷，將剩餘的大洋仔細藏好。那五十塊老本，他不敢輕易用，那是危急時刻的保命錢。

警察局的工作，大多時候是枯燥而抑的。他依舊被限制在後勤科和文書檔案室一帶，接不到真正的核心機。日常便是翻譯一些無關痛的報表、通知、扣押品清單，或者在日本顧問與華人警進行一些程序通時，充當傳聲筒。

【對象：後勤科科員老張，隸屬：上海特別市警察局，狀態：混日子，琢磨着中午吃什麼，風險評估：低】

【對象：新調來的日本顧問助理（田中大介），隸屬：日本務省派駐，狀態：傲慢，對華人職員頤指氣使，風險評估：中】

他小心地維持着“陳先生”這個模糊的份——一個略懂日文、因落魄而不得不在此謀生的前教員。他做事勤懇，不多言，不打聽，對誰都保持着一種恰到好的距離和一不易察覺的卑微。孫永貴似乎很滿意他這個“幫手”，偶爾會分派一些稍複雜點的文件給他，其名曰“鍛煉”，實則自己懶。

這天上午，陳默正埋頭翻譯一份關於轄區“治安維持費”攤派的通告，措辭需要既讓日方滿意，又不至於激起太大民憤，他斟酌着用詞，寫得有些緩慢。

“陳老弟，”孫永貴端着茶杯踱過來，掃了一眼他桌上的文稿，“這點東西還沒弄完？抓點，下午憲兵隊那邊可能還要來人核對上一批查封商鋪的賬目。”

“是，孫老師，就快好了。”陳默抬起頭，臉上是慣常的溫順。他掃描過孫永貴，狀態顯示【因昨夜牌局贏錢心頗佳，盤算着下班去扯塊新布料】。

“嗯。”孫永貴滿意地點點頭，低聲音，“機靈點，有些數字，該模糊的就模糊一下，別那麼死板。王科長那邊，大家都心照不宣。”他眨了眨眼，意思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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