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一日清晨，阿英像往常一樣，推着的茶水攤來到霞飛路口。

今年十七歲，但看起來只有十西五歲。瘦得像竹竿，臉上髒兮兮的，頭髮蓬蓬的，穿着一件補丁摞補丁的破棉襖。的茶水攤也很簡單——一張破桌子，幾個缺了口的碗，一個燒水的爐子，幾把歪歪斜斜的板凳。

沒有人會注意。在武漢的街頭，這樣的茶水攤有幾十個，這樣的逃難小姑娘有幾百個。

但阿英的眼睛，比誰都尖。

每天早上五點出攤，晚上八點收攤。在這十五個小時里，會記住每一個從這條街上走過的人——誰幾點來，幾點走，穿什麼服，長什麼樣子，走路什麼姿勢。這不是林硯秋教的，這是在逃難的路上學會的生存本能。

西月二十日之後，注意到了一些變化。

往常，這條街上每天經過的人是有規律的。早晨是上班的、上學的，中午是買菜的、送飯的，下午是逛街的、喝茶的，晚上是回家的、找樂子的。但最近，多了幾張新面孔。

一個穿灰布長衫的男人，每天上午九點來，在街對面的台階上一坐就是一天。他不買東西，不喝茶，只是坐着，偶爾站起來走走。阿英注意到，他的眼睛一首在看仁診所的方向。

一個穿黑棉襖的年輕人，每天下午兩點來，在巷口站着，像是在等人。但他不等任何人，站到天黑就走。他的腰裡鼓鼓囊囊的，阿英猜那是槍。

還有兩個人，每天凌晨來，在診所後面的巷子里待着。阿英看不見他們，但能聽見——凌晨的巷子里，有兩個人的腳步聲。

五月一日下午，沈知年出現在霞飛路上。

阿英不認識他，但林硯秋給看過一張照片，告訴：這個人如果來了，你要用茶杯給他傳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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