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夏挾大勝之威，以勝兵之銳，無論是東下江南，亦或如督師所言北上河南，皆可從容選擇，那才是真正的戰略崩盤，兩面皆輸，萬劫不復啊！

下以為，當此敵強我弱、敵逸我勞之時，深高壘，挫其銳氣，分其兵勢，待其糧盡師疲，或朝廷他路有進展，再尋隙合擊，方是穩妥之策。

《孫子》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

又云：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皆是此理。”

然而，楊嗣昌聽罷，卻微微搖頭，臉上出一不以為然的神，他習慣地引經據典，語氣中帶着某種固有的自信與執拗：“方巡過慮了！夫戰，勇氣也！

襄之固，豈僅在地利？更在人心！昔年岳飛岳武穆北伐，亦曾言直搗黃龍，須有迎敵亮劍之魄力！偽夏雖聚兵數萬，然其千里轉戰，師老兵疲，是為客軍；

我軍背靠堅城，有漢水之便，百姓支持，是以逸待勞之主軍，豈能未戰先怯，徒據堅城而不敢出？”

他站起，踱步到窗前，着外面武昌城景，聲音提高了一些，彷彿在說服自己，也彷彿在向無形的對手宣告：“況且，兵者詭道，虛虛實實，偽夏大張旗鼓，或許正是虛張聲勢，意在嚇阻，迫我不戰而棄地利。

若我真如其所願，不出，坐視其從容布置，圍困襄，剪除外圍，則襄樊勢孤，日久生變，豈不危矣？

當年蒙古攻襄樊，亦是長期圍困，斷其外援，方得功，我豈能重蹈覆轍？當趁其立足未穩，集結兵力，依託襄，與之周旋，尋機痛擊！

即便不能全殲，也要挫其鋒芒，使其知難而退，保襄樊無恙，則中原屏蔽依然，朝廷全局可安！”

楊嗣昌這番話聽起來似乎也有道理，尤其符合他一貫以天下為己任、建功立業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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